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史学的发展，人们对史家修养的认识也随之发展，变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有理性的色彩。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文史通义》评论文史而以评论史学为主，实则也是论文史学家的修养而以论史家修养为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论有很多论述，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它。章学诚论才、学、识的关系，认为学是基础，才与识都应以学为前提，而识又是最可贵的。他说：“夫才须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9]这几句话，把才与学、学与识、识与才三层关系都讲到了；通过以“不学”“无识”“不才”的反衬，把才、学、识之间不可割裂开来看待的密切联系，讲得更透彻了。章学诚对才、学、识三者关系的认识，具有更鲜明的辩证思维的色彩。章学诚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注重学的人，一定都具有识与才；识是思想的锤炼，才是气质的培养，学的积累应包含这两方面的自觉的创造，才可能兼具才、学、识。他说：“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10]这就是说，学的过程，必须自觉地在“凝心”“养气”上下功夫，以达到“炼识”“成才”的境地，这也才是真正的学，于是才、学、识也就贯通起来了。章学诚是在论述“文德”时作这种分析的，联系上文袁枚所论，可见“史家三长”对文人和诗人的修养都有相通之处。章学诚对才、学、识论的更重要的发展，是他提出了以“史德”来补充、丰富才、学、识的内涵，认为这才是“良史之史、学、识”。他在《文史通义》中着意撰了《史德》一文，指出，不应把才、学、识简单地理解为“辞采”“记诵”“击断”，还应有更深层次的要求，才可成为“良史”。这个更深层次的要求就是“史德”。章学诚在《史德》篇写道：“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11]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刘知幾的才、学、识论多少有些误解。误解之一，刘知幾并没有把才、学、识概括为“辞采”“记诵”“击断”。刘知幾重视史书的体裁、体例，也是才的内容之一；他重视史家的采撰，即对于文献的鉴别和运用，当是学的要求之一；他说的识，更着意于“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并不止限于鉴识，尤其不限于“击断”。误解之二，关于“著书者之心术”，刘知幾在《史通》的《直书》《曲笔》等篇中已有所触及，但却没有提出“史德”这个概念或范畴。指出这种误解，有助于我们考察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史家修养问题认识上的联系与区别，也更可以阐明章学诚在发展才、学、识论上的贡献。毋庸置疑，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德”这个范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是强调真正的史识不应不讲求史德。在他看来，德、识是一致的：无德不足以言识，而德也必须通过识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他把“德”定义为“著书者之心术”，那么什么是“心术”呢？章学诚从史家主观认识同客观历史的关系来说明“心术”的含义，他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这里所说的“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客观性；他说的“人”，即指史家的主观认识。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说要尊重客观历史，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对这种历史客观性的反映。章学诚并不否认史家主观认识同客观历史存在一致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只有孔子的《春秋》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史家只要有“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认识并努力这样去做，也可以称得上是懂得了“著述者之心术”的重要了。那么史家怎样按这样的目标去努力呢？他提出史家应努力于“气贵于平”“情贵于正”这两条标准，即努力于不要“因事生感”而造成“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12]的心态。章学诚也并不否认史家主体的作用，他在《文史通义》中反复强调史家的“为史之意”与“别识心裁”，即撰史旨趣与独立见解，而在这里强调史家的“气平”“情正”，是从两个方面看到了这种主体作用。这就把史家修养中历来重视的求真精神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阐说。但是，章学诚把“心术”——“史德”的获得主要视为一种内省的功夫，即“心术贵于养也”“贵平日有所养也”，而没有看到这种“心术”“史德”的形成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受到社会的检验和确认，这是他论“史德”的缺陷和局限。史家主观认识同客观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人们认识历史中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家从坚持秉笔直书出发，达到了“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认识，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虽未能达到对于这种关系的科学认识，但已包含了若干真理的成分。章学诚关于“心术”——“史德”的论述，是古代史家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最高的认识上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