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论史家修养，是着重于从史学自身说的。关于史家修养，还有一种认识，是着重于从史学同社会的关系来说的。宋人曾巩（1019—1083年）指出：“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8]这里提出的明、道、智、文等四个方面的标准，主要是从“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的认识提出来的。刘知幾论史家修养，大致反映出了史学活动的内在联系，即史家认识历史和表述历史的过程：“史学”是认识的基础，“史识”是认识的水平，“史才”是关于史事、人物的编纂和文字表述。这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修养。曾巩提出的明、道、智、文，分别落脚于理、用、意、情而最终归结为用，则不能反映史学活动的过程；他把史学仅仅看作是“明夫治天下之道”，虽然强调了史学与“治天下”的关系，但这个认识毕竟是不全面的，比起刘知幾说的史学“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要狭窄得多。此外，曾巩说的史家所阐述的“道”（道理、认识）“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完全合理的一面。所谓合理的一面，是史家撰写历史，应当具有时代意识，即如何从历史上来说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这样理解“适天下之用”，当然是可以的。所谓不完全合理的一面，是因为史家撰写历史，首先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把过往的历史讲清楚；史家所阐述的“道”，也必须是就历史事实而发，其中有些自会对现实有所启迪，即“适天下之用”，有些就未必具有这种作用，这是很显然的。倘若一定要史家所阐述的“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那无疑是要史家按照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去解释历史，从而导致改变历史的真相，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史学之所以能够对现实有“用”，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史学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得到借鉴，得到智慧，而不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总之，曾巩提出的关于史家修养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不论在内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无法跟刘知幾提出的才、学、识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