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不论是认识历史，还是历史教育，都不能离开史学；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人们的史学活动，是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历史活动的一种形式，它因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而在人们的历史活动中处于重要的位置。
从史学本身来说，史家是史学的主体，史书是主体认识历史的社会表现形态。因此，史家和史书在史学中又处于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史学上，人们历来对史官、史家有很高的要求，有作为的史官、史家大都也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很重视自身的修养。人们对史官的要求主要有两条标准，一条是知识、见解，另一条是品德修养。这种知识和见解的要求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4]所谓“博闻强识”，是知识上的要求；所谓“疏通知远”，是见识上的要求。史官对于天文、地理、人事等各方面知识都应融会贯通，善于运用。对史官在品德修养上的要求，自从春秋末年孔子称赞晋国史官董狐“书法不隐”为“古之良史”，此后历代都把“秉笔直书”作为这一要求的基本标准。唐高宗时，曾专就慎选史官问题下达一篇《简择史官诏》，指出：“修撰国史，义在典实”，要求大臣认真选择“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5]之士担任史职。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是史官的品德修养。
关于史家修养问题，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全面的认识。这是他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阐述的：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6]
这里说的“史学”，指的是史家的知识，不只是各方面的文献知识，也包括了某些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他说的“史识”，是强调了“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但顾名思义，当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而“直书”正是这种见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说的“史才”，指的是史家的能力，主要是对文献驾驭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运用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史通》有《直书》和《曲笔》两篇，处于引人注目的地位；而《品藻》《鉴识》《探赜》《摸拟》《书事》《人物》等篇都是关于史家之历史见识的；其他许多篇，是论述史家的能力的。刘知幾把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且采用形象的比喻阐述了三者相互间的关系，这在中国史学上还是第一次。史家修养的标准，是从史学活动中概括出来并加以提高而形成的，它不应脱离史学活动的历史和现状，成为高不可攀的、纯粹的理想境地。刘知幾说“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一则说明他不轻许于人，这是他恪守原则的方面，应当肯定；二则也说明他对于前人难免有过于严苛的地方，以至于对前人很少有从才、学、识三个方面作综合评价的。尽管如此，才、学、识的提出，把史家修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史家的主体意识由此而进一步加强了。其影响所及，甚至超出了史学的范围。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8年）就这样说过：“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