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极负盛名的一代明君（627—649年在位）。他的文治、武功，他的政治风范所产生的作用，对开创持续百余年的盛唐局面有重大的影响。盛唐局面，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各国史学家也都要刮目相看。唐太宗是一位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君主，在他在位的23年中始终对史学给予特别的关注。这一点，在封建社会的数百个皇帝中，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匹的。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诏书中有这样几句话：“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2]意思是说，不出居室；可以深知千年以上之事；仪态妆束，可以想见九皇的表率。可见，因有右史记言，这些古代的事情才不至于堙没；因有左史记事，才使人感到它们离我们并不遥远。发挥文字的性能，通达典籍的起源：真了不起啊，这都是史书所起的作用。
这里，唐太宗把刘勰说的“居今识古，其载籍乎”的论点，发挥得很具体、很深入了。第一，他除了讲到史籍，还首先讲到了史官，肯定了史官的作用。第二，他赞叹史书的作用，还认为它发挥了文字的性能，成为“书契”的起源。唐太宗的这些认识，既反映出他的历史意识，也反映了他的史学意识，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史学占有重要的位置，绝不是偶然的。本书以下各章，我们还会具体地讲到唐太宗同史学的关系。
在唐太宗之后，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在论述史官制度和史官作用时，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假如历来“世无竹帛，时阙史官”，那么历史上出现的人物“坟土未干”，就“善恶不分，妍媸永灭”了。他进而写道：“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其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这里，刘知幾把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作用阐述得更加全面、更加具体。他除了讲到史宫、史书（竹帛）的客观作用外，还着重讲到了“后之学者”在“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即读史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审美情趣。从“史官不绝，竹帛长存”，说到“神交万古”“穷览千载”，到所谓“思齐”和“内自省”，这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客观历史通过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尤为难得的是，刘知幾把史学的功用提到了“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的高度上来认识，这就超出了他自己所说的“劝善惩恶"的范围了。
从刘勰、唐太宗到刘知幾所论，是分别从文学批评家、政治家、史学批评家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即史学的功用问题。仔细分析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的发展，不难看出，其中包含了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一种是着眼“居今识古”，即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另一种是强调“思齐”和“内自省”，即客观历史通过史学而对后人产生启迪和教育作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受到教育的基础，而人们从历史中获得启示、受到教育则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中，史学都处于关键的位置；离开了史学，这两种认识形式和价值取向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即使提出来也是没有意义的。刘勰、唐太宗、刘知幾等人从理论上提出来的这个论点，其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