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一般说来，人们的历史知识越丰富，其历史意识也越深刻。特殊地说，人们的政治才能、哲学思维和社会阅历也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历史意识的深刻的程度。
在文明时代，人们获得历史知识从而认识历史的途径很多，而通过史学获得历史知识从而认识历史则是最重要的途径。换句话说，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南朝有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5—约532年）写了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在文学批评史上享有盛誉。他在《文心雕龙》中写了一篇《史传》，把史传作为一种文体看待而加以评论。这里说的“史”，是指《尚书》《史记》《汉书》等史书；“传”，是指解释《春秋经》的书，如《春秋左氏传》（即《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把解释经书的书称为“传”，这是沿用了经学家的说法，即所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把“三传”都看作是解释《春秋》的书，也是经学家的传统看法。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公羊传》和《穀梁传》确是解释《春秋》的书，而《左传》却是独立的史书。刘勰所谓“史传”，正是沿用了习惯上的说法，而《史传》篇所评论的其实就是史书。
《文心雕龙·史传》篇一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1]意思是说：开天辟地时人们处在蒙昧状态，距今年代悠远，现在我们能够认识古代的情况，那是根据史书的记载才做到的啊！
这里，刘勰提出了一个看来很简单其实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历史一旦成为过去，而且经过了久远的年代，人们怎么去了解它、认识它呢？这就要依据历代史籍的记载。简单说来，史籍是人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途径。这当然要有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发明，而尤其要有史书的产生和发展。否则前人的历史，绝大部分都将被后人所“遗忘”。一个忘记了自身历史的社会和民族，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刘勰提出这个论点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在古代，人们把客观历史和历史撰述往往都称之为“史”，这就给人一种误解，好像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可以不通过史学的桥梁而直接达到。就是在现代社会，“历史”这个词因其有多种含义，也容易被人们所误解、误用，以至于也会把客观存在过的“历史”同人们书写出来的“历史”混淆起来，同样会忽视史学的这种桥梁作用。如果仅仅强调重视历史而不强调重视史学，就会使强调历史陷于空谈，就难得真正提高人们认识历史的能力和水平，难得使人们的历史意识不断走向深化，走向更高的层次。1500年前，刘勰明确地提出了“载籍”在人们“居今识古”中的重要作用，便包含了把历史同史学区别开来的认识，因而在说明史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上，是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他的这一认识，经唐太宗和刘知幾的进一步阐述而得到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