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甫的一些看法，未尽中肯。尤其是他对《史记》的批评实为不当，相比之下，朱熹的见解要高明多了。他对编年、纪传二体的认识，也多少存在着偏见，不如唐人皇甫湜的《编年纪传论》论述得全面。尽管如此，他提出的“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的见解，以及他撰《唐史记》过程中对旧史的处置原则，在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有价值的。孙甫所说的“治乱”，包含有具体的要求，即指君令、臣行，臣谋、君纳，事情成败，治乱之由等。观其《唐史论断》，所论亦多关治乱兴衰大事，如论置十二军、放宫人、魏徵论致治不难、唐太宗责封德彝不举贤、任用房杜等，都是唐初历史上的大事，都跟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这反映了孙甫在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上的一致。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曾巩等名家，都对孙甫有很好的评价。欧阳修所撰墓志说：孙甫“尤善言唐事，能详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见当时治乱。每为人说，如身履其间，而听者晓然如目见。故学者以谓阅岁读史，不如一日闻公论也”[84]。这又反映出孙甫在评史、撰史、说史方面的共性。他说史能打动人，说明他对治乱有透彻的阐述。
历史撰述为什么要写出“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它怎样才能达到“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的目的？清人王夫之从史学的主要作用是“资治”的认识出发，把这些问题阐述得更深入、更明确了。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85]
王夫之认为，历史著作不因其繁而有价值，而应着重写出历史上人们“经世之大略”，使后人可以从中窥见其“得失之枢机”即得失之关键所在，或以为法，或以为戒。不能如此，那么撰述历史有什么用呢？
王夫之针对《资治通鉴》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记光武征平原太守伏湛为尚书，让他充分发挥善于抚循百姓的作用，后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又访求曾为密县令而善以教化治民、深得民心的卓茂，擢其为太傅，封褒德侯这两件事，[86]而发表评论说：东汉初年，承王莽之弊，“民易动而难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何征焉？”[87]他认为，东汉初年大规模地、有效地安民的措施，是前面汉高祖、后面唐宋王朝都不曾碰到过的大事业，是“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的主要依据。然而史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经世之大略”语焉不详，那后起的人又怎能窥其“得失之枢机”呢？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所记之事后也有一段评论，认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这里，也给予汉光武帝很高的评价。但司马光、王夫之两人评论的角度显然不同：司马光是对这件事作历史的评价；王夫之是从这件事情中，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更高的要求，他的评论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来的。
历史撰述写“经世之大略”，也有多种表述方法。王夫之比较了小说、笔记和《资治通鉴》记唐宣宗事说：“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88]这种写法，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窥见“得失之枢机”。王夫之称道这种写法，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89]
历史的内容是多样的、丰富的，当然不限于“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更不仅仅局限于“治乱”；历史的作用是广泛的、细致的，亦不只是昭示“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和教育作用就有很开阔的认识。但是，这里所提出的朱熹、孙甫、王夫之的有关论点，毕竟是历史撰述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问题。尽管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所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会产生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但对这类问题的重视，古今是有相同之处的，中外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辽、金、元时还分别被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广泛流传，就是今天也还拥有众多的读者。而《第三帝国的兴亡》《大国的兴衰》等书，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些，都可以证明，朱熹、孙甫、王夫之等所提出的问题，实为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现今的史学家、史学批评家，以及所有读史的人，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