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们，因受时代的影响和启迪，对兴亡治乱问题有广泛的探讨，这方面的著作也很多。宋人承其余绪，又有了贞观、开元之治和唐末、五代之乱的比较，他们对治乱问题看得很重，这是很自然的。一部浩繁的《资治通鉴》，可以用司马光的两句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81]来概括。范祖禹《唐鉴》序，概说唐代“兴废治乱之所由”是：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82]
宋代史家这样重视历史上的尤其是唐代的治乱兴废，自有很多现实上的考虑。可见朱熹说的“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也不是偶然的。
宋人孙甫更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对于“治乱”的认识。孙甫也是专治唐史的。他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至嘉祐元年（1056年），以16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75卷。可惜其书久佚，今存书序及史论92首，辑为一书，即《唐史论断》，凡3卷。孙甫撰《唐史记》，这跟他的史学批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他在《唐史记·序》中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归结起来，其大意是：
第一，认为古史《尚书》《春秋》“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两者“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史家撰述，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当师法《尚书》《春秋》。
第二，批评司马迁“破编年体，创为纪传”，虽便于记事，所取亦广，以“才力雄俊”而贯穿全书，但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反倒不清晰了。他进而提出：
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
他认为《史记》没有做到这些，是其“失之大者”。
第三，纪传、编年，凡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都是可以采用的。但若“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认为在揭示历代的治乱问题上，编年体还是优于纪传体的。
孙甫按照他的这些认识，根据唐代历朝实录和《旧唐书》，兼采诸家著录之“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撰成《唐史记》。他对于旧史处理的原则是：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