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思想家朱熹论读书，有许多精辟见解。他在讲到读史时，提出一个见解：“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72]这句话，反映了朱熹的史学批评思想，也很有分量地揭示了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
什么是历史上的“大伦理”？朱熹论《春秋》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书及邾盟，朋友之事也；书郑庄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73]他根据《春秋》隐公元年的书法及所记载的几件事，认为孔子作《春秋》一开首便讲到了君臣之事、夫妇之事、朋友之事、兄弟之事，把“人伦”都讲到了。从《春秋》经文来看，这里有的说法比较勉强，有的说法也还存在着争议，姑且不论。这里要说明的只是：所谓“大伦理”，当是指在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几层关系基础上的大是大非。朱熹还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74]这或许就是他认为的“伦理”中之“大”者。他反对经学家把《春秋》“穿凿得全无义理”的做法。王夫之也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世衰道丧之日，有无君臣而犹有父子者，未有无父子而得有君臣者也。”[75]这是历史上自春秋至明清的“大伦理”。
什么是“大机会”？朱熹没有明说。他论读史时还讲过下面这段话，似可理解为“大机会”或与“大机会”有相近的含义：“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皆用背得，方是。”[76]他又说：“尝欲写出萧何、韩信初见高祖时一段，邓禹初见光武时一段，武侯初见先主时一段，将这数段语及王朴《平边策》编为一卷。”[77]显然，在朱熹看来，这几件事情很重要，有的是历史进程中的契机，带有转折性质的。朱熹论三国形势，可以看作是“大机会”的一个比较详细的注脚。他说：曹操认识到“据河北可以为取天下之资”，但却被袁绍抢先了一步，以致“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为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此亦是第二大着”。故曹操终究不失为能够把握“大机会”的人物，“若孙权据江南，刘备据蜀，皆非取天下之势，仅足自保耳”。[78]孙、刘虽不及曹操，但足以“自保”，以一度成鼎足之势，也还是可以称得上能够抓住“大机会”的政治家。
朱熹说的“大治乱得失”，比较容易理解。他说：“且如读《史记》，便见得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及至后来刘、项事，又如刘之所以得，项之所以失，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精细，也都不说破，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79]《史记》揭示了秦汉之际的兴亡得失，而《春秋》却并不“说破”，是寓其义于史文之中。其实《春秋》文字过简，于兴亡得失之故实难昭示明白。朱熹有时也离开具体的史书而讲他自己对于治乱盛衰的认识，如说：“物久自有弊坏。……秦汉而下，自是弊坏。得个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又得个唐太宗起来，整得略略地，后又不好了。”[80]这些话，似更能说明他讲的“大治乱得失”的含义。
总之，可以这样说，朱熹认为《春秋》写出了大伦理，《史记》写出了大治乱得失，它和《后汉书》《三国志》的许多篇章写出了大机会。这是他对有关史书在这方面成绩的肯定，同时也是在史学批评方面提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在北宋和南宋，跟这种认识相同或相近的人并不少见；因为朱熹有更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所以也就更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