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理（治）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是指一些王朝在“得国”与“丧邦”方面的具体原因，各自殊异，不可能有“相因”之处。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仅仅是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说的；如果把这些具体的原因提升到理性上去认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仍有“相因”之处可以“参稽互察”，而这在历史认识上则有普遍的意义，因而也更有价值。这一点，马端临没有指出来，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缺陷。他说的“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认识，强调“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是对这一认识作了很好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概括，从历代制度的演变和人们关于制度史的研究上，阐明了“彰往而察来”的认识价值。
三是认为史事中包含着“道”，即人们可以从史事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认识，用以指导治国、事君、谋身、用兵行师、创法立制等等。关于这一点，元代史家胡三省的论述是较早的、具有理论性的论述。他认为：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102]
这一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胡三省批评了“经以载道，史以记事”、重经轻史的传统观念。第二层意思是，认为道无处不在，但是道又不是脱离了具体事物而存在的，它“散于事为之间”，即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也就是说，不能脱离对于具体事物的认识而空谈所谓的道。第三层意思是，从凡事都有得失成败来看，可见道始终都是在起作用的。古人对于“道”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胡三省说的“道”，是属于从史事中概括出来的理性认识，可以理解为道理、法则，或近乎规律的含义。概言之，他认为道理、法则存在于史事之中，要认识道理、法则，就不能离开对史事的认识；因此，史学是不可轻视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胡三省的这个认识，比之于马端临从制度文明发展的传承性来说明历史进程中的“相因”之义，进而说明认识历史的“变通张弛之故”的重要，是更高层次的概括，具有理论抽象的性质。所谓“道之万世亡弊”，也可以理解为道对于指导未来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总括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彰往而察来”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思想核心是：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现实、观察未来。这个思想又正是从根本上揭示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本书在以下各章要详细地予以论述的主要内容。
[1] 刘勰：《文心雕龙》第十六《史传》，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9页。
[2]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务书馆，1959年，第467页。相传古代史官，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礼记·玉藻》），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此诏书本《礼记》说。
[3]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0～281页。
[4]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2页。
[5]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简择史官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6]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99页。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7] 袁枚：《随园诗话》卷三，顾学颉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87页。
[8] 曾巩：《曾巩集》卷十一《南齐书目录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7～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