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唐太宗批评了秦始皇、隋炀帝的文化政策，尤其是他们对史学的错误态度，表明了他自己对待史书的态度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我们从历史上所记载的“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和唐朝国力来看，再从唐玄宗时的史学家吴兢所写的《贞观政要》中所记唐太宗君臣论政的情况来看，唐太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这些话，不是虚言，亦非饰词，他是一个真正懂得了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重要性的英明君主。
唐代史家杜佑和宋代史家司马光都是位至宰相的人物，杜佑所著《通典》、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也都是史学上的不朽之作。杜佑在《进〈通典〉表》中说：“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98]这话，跟上引唐太宗的话，只是口气上稍有不同，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也说：“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99]这跟杜佑所说的是同一含义，只是还明确地提出了“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样的具体做法。杜佑生活于唐中叶，目睹“安史之乱”后唐皇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在漫长的60年宦途中用36年时间撰写《通典》一书，目的在于“将施有政”。司马光生活于积贫积弱的北宋时期，心有抱负而又与王安石政见不合，退而作史，用19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一书，目的在于希望宋神宗“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从学习前人的“盛德”中认识创造“至治”局面的途径。杜佑和司马光所处时代的特点以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命运并不相同，但他们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在“当今”（或曰“来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认识上是相同的。《通典》和《资治通鉴》在古代史学上及政治文化上所享有的盛誉，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因为如此，这两位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认识，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种认识反映在撰述目的上，极大地激励着古代史家的著史热情。中国古代史学上的“求真”与“经世”、历史感与时代感，也都在这里统一起来。认识这一点，是揭示中国古代史学之真谛的途径之一。
二是认为历代典章制度多有相承相因之处，认识历史上的典制对于考察当今典制得失、观察其发展走向都是有益的。孔子有个弟子子张向孔子提出问题：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否预先知道？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00]在孔子看来，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它所废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按照这个道理，将来继周而起的朝代的礼仪制度，就是以后一百代，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礼仪制度是一个朝代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法典化或规范化形式，是人们认识这个朝代社会面貌的重要依据。孔子认为，认识了历史上的礼仪制度，不难洞悉现实的礼仪制度；认识了历史上的和现实的礼仪制度，就不难预见未来社会礼仪制度的基本情况。孔子的这个认识，经元初史家马端临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于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