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现实和未来的借鉴。关于这一点，中国先民在殷、周之际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至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94]，是提出了对历史经验的有系统的考察，达到了对历史经验的更加自觉的认识。唐初修史之盛同历代皇朝开国时期之关注于史学相比，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了。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二十四史》，有8部撰成于唐初。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跟唐初的史官及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通过修史来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实与未来借鉴的认识分不开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朝虽已立国而天下尚未平定，史官令狐德棻就提出了撰写前朝“正史”的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北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因隋末动乱，文献“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95]令狐德棻作为唐代史学的开山，不仅仅是他后来几次主持了皇家的修史工作，而且在于他对史学有崇高的责任意识，所谓“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这是很大的气魄。史学家忠于职守，并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着现实与未来才使他们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令狐德棻提出撰修梁、陈、北齐、周、隋等前朝正史，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唐高祖李渊采纳了令狐德棻的建议，于次年颁发了《修六代史诏》；所谓“六代”，是除上述梁、陈、北齐、周、隋外，又加上了北魏。诏书首先强调了史学的教育作用和鉴戒作用，指出：“经典序言，史官纪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这些话，出于皇帝诏书，以前并不多见。诏书还对北魏、北周、隋、梁、陈、北齐六朝的历史做了概括的评价，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这些话，显示了唐高祖的政治家气度：他是激烈的政治斗争中的胜利者，但他并没有去指斥前朝统治中的缺陷和错误，而是充分肯定了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包括它们的“嘉谋善政，名臣奇士”，这是很难得的。他甚至还发出了深深的感叹：“简牍未修，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泯焉将坠”，“顾彼湮落，用深轸悼！”[96]一个开国皇帝对修史表现出如此重视，固然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也还有历史文化的心理影响。后来，唐太宗、唐高宗继承了唐高祖重视修史的思想和措施，陆续诏命史臣撰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晋书》、《五代史志》，同时认可、颁行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于是，官修正史，极历代修史之盛。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合称“五代史”）“诣阙上之”时，唐太宗十分高兴地对大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