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过史学而认识历史，从而丰富了知识，增益了智慧。这固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但是人们认识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而是为了通过了解过去而认识现在和观察未来。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以及从中汲取的启示和智慧，只有运用于现实和未来时，才获得了真正的社会价值。
中国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了“彰往而察来”的思想[90]，认为使过去的事情显明彰著起来，可以作为借鉴，用以察知未来。先秦时期的政治家也早已认识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六而以智氏最强。智伯向韩、魏索取土地、人口，都达到了目的，又向赵氏提出同样的要求。赵襄子拒绝了智伯的要求，并用张孟谈的计谋与韩、魏合作，大败智伯之兵；智伯身死，国亡地分。赵的国力得以巩固，张孟谈居首功，地位显赫，“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这本符合常理，但张孟谈却认为不合乎“持国之道”，于是向赵襄子提出要“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赵襄子大惑不解，下面是赵襄子跟张孟谈之间的问对：
——襄子恨然曰：“何哉？吾闻辅主者名显，功大者身尊，任国者权重，信忠在己而众服焉。此先圣之所以集国家、安社稷乎！子何为然？”
——张孟谈对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谓，持国之道也。臣观成事、闻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权，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91]
赵襄子见张孟谈“怆然有决色”，又听他讲得很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他的请求。这样，张孟谈乃“纳地释事以去权尊”。三年后，韩、魏、齐、燕四国谋赵，赵襄子再度重用张孟谈而四国谋败。
不论是哲人，还是政治家，他们说的“彰往而察来”“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都说明了人们之所以十分重视认识历史，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现实、为了未来。秦汉以后，这个思想由史学家进一步阐发和丰富，成为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优良传统之一。这个传统，从司马迁撰《史记》以寄“述往事，思来者”之意[92]，到章学诚以记注、撰述定史学两大“宗门”，认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93]，是一脉相承的。综观诸家所论，认识历史是为了判断现实、观察未来，其中根据和道理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