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论述史学工作的重心时，也讲到了“时势”：“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这里讲的“时势”，是指社会的形势或历史的趋势；“必因”，是说它跟过去的形势或趋势有沿袭和继承的关系。这就是说，时势既有连续性，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王夫之认为，人们观察历史，应充分注意到“势异局迁”即时势的变化；而人们要从历史中获得“治之所资”的启示，则必须“设身于古之时势”。总之，认识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应首先学会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时势。王夫之也提到“先王之理势”，但“先王”并不具有圣神的含义，他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之“时势”的标志罢了。
从柳宗元到王夫之，是把“势”“时势”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的，这是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然而王夫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53]。所谓“求顺于理”的“理”，是关于历史变化原因的另一历史理论范畴。在王夫之看来，所谓“理”，就是“势”，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54]。以今天释之，“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王夫之说的“物”与“事”，不限于历史，但无疑包含了历史。因此，这种“事之所以然”亦即事理，是对于历史变化原因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柳宗元通过对人类初始社会的描述，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说明“势”“时势”是人们可以感受到、捕捉到的。而“理”“事理”则不然，是内在的和抽象的，但又不是不可认识的。王夫之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55]“势”之必然之为“势”者，便是“理”；“理”与“势”是一致的。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同“理”的关系来看，“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那么，人在历史变化中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都不能回避的大问题。
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古代史家早有认识。《左传》昭公十八年引郑子产说的“天道远，人道迩”的话，就包含了对人的作用的重视。《史记》写了大量的历史人物，显示出对于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之前所未有的关注。有的史家在考察重大历史事件时，固不排除“天之所赞”，但已把“人谋”摆在首要地位[56]。类似这样的认识，在史学上还可以举出不少。
柳宗元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在理论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是有意义的。柳宗元把分封制的实行视为一个自然过程，但并没有无视人的作用。《封建论》中包含了“圣人”因势制宜的思想，也包含了“圣人”无法改变“势”的思想，只是没有充分阐述罢了。苏轼关于“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的思想，应当看作是对柳宗元《封建论》的一个补充。柳宗元对人在历史变化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见解，是在批评董仲舒、班固等人的观点时提出来的。
柳宗元在其著名论文《贞符》的序中写道：董仲舒所谓“三代受命之符”是极荒唐的，然“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巫瞽史，诳乱后代”。他明确指出，《贞符》一文是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显然，“受命于生人之意”是作为“受命于天”的对立面提出来的。
《贞符》同《封建论》一样，也是从人类的初始阶段讲起，阐述人们为了吃、穿、住、“牝牡之欲”而一步一步发展的历程，以至于达到“大公之道”。及至隋末大乱，民不聊生，于是唐起而代隋，“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人之戴唐，永永无穷”。结论是：“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57]《贞符》运用古典文体，饱含政治**，对唐朝统治者极力讴歌。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班固所撰的《典引论》，然而《贞符》和《典引论》在思想体系上却是大相径庭的。尽管柳宗元说的“生人”不是一个准确的、含义清晰的概念，但从他也使用“黎人”的说法来看，所谓“生人”是包含了普通民众在内的。这样，柳宗元就把自唐初以来，人们反复强调的“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58]的古训理论化了。他对“生人之意”的肯定，是朦胧地看到民众在历史变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柳宗元批评董仲舒所谓“三代受命之符”及其赞同者的种种言论是“**巫瞽史，诳乱后代”，远高于一般的论难而带有鲜明的理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