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批评来看，柳宗元的《封建论》有更浓厚的理论色彩。柳宗元从分封制的产生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从而涉及人类初始的一些问题。从今天的认识来看，这是涉及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物质动因了。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为唐宪宗等对藩镇用兵提供历史方面的说明，它在历史理论和史学批评上的贡献，是提出了“势”这一历史哲学范畴作为“圣人之意”的对立面，并用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柳宗元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他从“生人”之初为着“自奉自卫”这个发展趋势，阐明“封建”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非圣人意也，势也”。他还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郡县制的实行，不仅有其必然性，也有其优越性。他以周、秦、汉、唐为例，认为周之亡“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之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有叛国[46]而无叛郡”，所以“秦制之得，亦以明矣”；唐代“有叛将[47]而无叛州”，足见“郡县之设，固不可革也”。柳宗元依据历史事实反复论证：殷周时代的“封建”，并不是“圣人”事先制定的政治蓝图，而是当时的形势使然。他坚定地认为：“吾固曰：‘非圣人意也，势也。’”[48]因此，怎么能够把郡县制的实行看作是违背了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圣人之意”而加以反对呢！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理论之明确含义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它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可以用宋人苏轼的话作为概括：“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曹冏）、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49]柳宗元认为历史变化是社会发展趋势决定的，这就赋予了“与时消息”以丰富的社会内容，并把它向前推进了。
柳宗元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理论上的启示。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曾巩撰《说势》一文，其历史见解是折中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文中所说“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的“势”，是指的一种综合的力以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同柳宗元说的“势”的含义不尽相同。此文批评“病封建者”与“病郡县者”两者“皆不得其理也”。[50]章学诚说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由此可见一斑。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51]范祖禹说的“时”，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而苏轼对于“圣人”和“时”之辩证关系的阐发，则深得柳宗元论“势”的要旨。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他说，“圣人”之“能”不在于“为时”而在于“不失时”。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在他看来，“时”是客观的，能够认识并利用它的人，也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基于这种认识，苏轼认为秦置郡县，“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52]。这些论述，用来注释柳宗元说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是很精彩 的。苏轼自称“附益”柳说，自非虚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