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至少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另一条线索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在时间上很难截然划分开来，有时甚至是交互进行的；而当人们不断地从“天命”的神秘羁绊下挣脱出来后，他们会更多地面临着“人意”与“时势”的困扰。
这里，我想从一件引起千年聚讼的历史事件讲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大国而废分封，划全国为36郡（后增为40郡），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然而，此后仅仅十余年，秦朝就灭亡了。于是，秦朝的废分封、立郡县与秦朝的兴亡究竟有何关系，便成为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长期讨论的重大历史问题之一。一些人认为，分封制本是“圣人之意”“先王法度”，秦朝违背圣人之意，不尊先王法度，故招致速亡。另有一些人认为，分封制并不是什么圣人之意，它的兴废同郡县制的确立，都是时势使然；秦朝的速亡有别的原因，与废分封、立郡县无关。这两种认识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聚讼不休，至北宋时人们还在热烈讨论，其余波则直至明清而未了，延续的时间长达千年以上，成为古代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
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根本原因在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他甚至把春秋时期齐桓、晋文的霸业都看作是“共治”“共守”的表现。[43]这里，曹冏明确地把分封制看作是“先王”早已认识到的一种明智的做法。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与曹冏相似，认为“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磐）石之固。”[44]显然，他也是把所谓5等分封之制看作是“先王”之意。曹冏、陆机说的“先王”，或起于夏朝，或始自黄帝、唐尧，他们把分封制看得这样古老，无疑是出于臆测。
对于曹、陆两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是赞同这种认识的；而魏徵、李百药、杜佑、柳宗元是明确批评这种认识的。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他们的所谓“封建”，是指“封国土，建诸侯”即分封制。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在对待分封制上是“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汉）曹（魏）之末”；果真如此，则“纲纪弛紊，断可知焉”。李百药进而认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他引用“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的古训来证明自己的论点[45]。不过，李百药对“与时消息”并未做出理论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