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得失存亡之辨，关于教化和用人，是唐初的史学对唐初的政袷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的两个方面。这种影响的又一方面，是关于“封建”的讨论，而影响所及直至中唐之末，成为唐代史学史上和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秦汉王朝实行郡县制，但关于分封和郡县孰优孰劣的争论却一直延续下来，唐太宗即位后，令群臣议“封建”，即分封诸王、功臣之事。当时大致有三种意见，赞成的，反对的，还有主张“分王诸子，勿令过大”的。魏徵、李百药、于志宁、马周、长孙无忌等都持反对意见。魏徵从唐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不赞成分封一事。史臣于志宁认为“古今事殊”，故“宗室、群臣袭封刺史”事，恐非“久安之道”。长孙无忌虽在受封之列，也反对分封，上表称：“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史家李百药更作长篇奏论驳世封之事，指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他批评曹冏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论》主张分封的说法是谬妄之言，建议唐太宗“以质代文”，不要忙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24]。最后，唐太宗终于罢封建事。这对于唐王朝的巩固，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确实是一桩重大的决策。在这次涉及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的反复讨论中，一些史学家参与了，并且相当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其势盛于诸侯。于是柳宗元撰《封建论》，以说明历史而审视现实。《封建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不初，无以有封建”和“封建，非圣人意也”这两个前后相关联的论点。柳宗元从人类处于“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初始阶段，为了“自奉自卫”必须“假物以为用”到“假物者必争”，从“争而不已”到“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从“告之以直而不改”到“君长刑政生焉”，一直说到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各级统治者的出现。柳宗元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封建”出现的过程，与所谓“圣人之意”是没有关系的。《封建论》还提出“势”这个历史范畴来与“圣人之意”相对立，这是它的理论价值的又一个方面。他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的意愿[25]。柳宗元的这篇著名史论，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当时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而《封建论》在当时的政治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对藩镇割据势力进行斗争提供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也是在这方面对割据势力的有力驳斥。这足以说明《封建论》在历史理论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
从民族关系来看，隋唐王朝的统一政治局面，是魏晋南北朝民族斗争、迁移、融合的结果。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深刻地启发着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不断产生出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反作用于当时的现实，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唐代史学关系到政治决策的一个方面。早在隋唐之际，史家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打算“编年以备南北”[26]，在历史编纂上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作比较合理的处置。他的这个主张，后来由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而得以实现。唐高祖时，初议修前朝诸史，对于汉族统治者和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是作同样看待的。唐修《晋书》，对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并不赞赏，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27]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戎狄”的说法。《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一概骂倒，有的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这些，都反映了史家们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在这方面，大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他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华夏跟夷狄的关系。一是华夏、夷狄本无根本的区别，夷狄的“鄙风弊俗”，华夏原先也是有的，即所谓“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二是华夏、夷狄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致前者“随时拯弊”，后者“莫革旧风”，才出现了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差别。这两点反映出史家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及当时所达到的最为正确的民族理论。杜佑仅仅从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解释华夏、夷狄在发展上出现的差别，显然是不全面的。但他的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对于江统《徙戎论》所散布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的种种偏见，是有力的批驳，是历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唐代史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这些认识，是隋唐时期思想领域中“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观念在历史理论上的具体反映，它同当时的统一政治局面有关，又进而影响着这一政治局面的发展。对于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很自豪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总结政治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8]，看作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这实际上也是唐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它的思想基础是不能脱离当时史家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中唐时期的不少文武重臣如郭子仪、杜佑、李德裕等，也都是这项基本国策的执行者和解释者，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史学对于重大政治决策所起的作用，有的是直接的、明显的，有的是间接的、不明显的，都显示出史学对于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成为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