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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实行“偃武修文”的“教化”之政的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才制定下来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他说：“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不赞同这种看法，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对。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徵的意见，他说：“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魏徵反驳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魏徵的主张，收到了很突出的政治效果，数年之后他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重臣们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惟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徵之力也。”[20]这是充分肯定了关于“教化”的决策。魏徵结合隋朝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教化”之政的思想，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他称道隋朝的循吏梁彦光等“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21]的风范。他还指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22]魏徵借评论历史，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也对各级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的目标。从上文可以看出，这对唐初的政治生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隋书》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23]从历史观点来说，这种认识注意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的不同的独特作用，比之于把历史的变化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从政治上的考虑来看，它是通过肯定“有隋多士”来肯定一大批唐朝的开国元臣、宿将，并希望唐朝最高统治者继续广开言路，选拔人才。纳谏和用贤，是“贞观之治”的政治特色之一，与此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