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军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以及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等，一脉相承。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8]“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9]司马迁这样盛赞文帝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20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对于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写得平实、感人，使人能于细微处见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风度，兹录于下：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10]
从这里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贫困局面。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40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订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