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反作用，莫大于影响到政治决策。
这里说的史学，不只是指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也包括人们的历史知识的运用和以某种历史见解对现实社会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等等。本书第一章引《史记·商君列传》所记秦孝公时关于秦国是否应当实行变法的一场激烈辩论中，商鞅对历史的见解以及用这种见解来说明秦国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秦孝公毅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的决策，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先秦时期人们以历史见解用于政治决策的一件突出的事例，由于秦国变法的成功和《商君书》《史记》的记载，它在历史上有长久的和广泛的影响。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有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5]这是歌咏了取信于民对于变法成功的重要。从王安石的《上皇帝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来看，他也是运用了丰富的历史知识、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见解而亟言变法之迫切的。他的变法主张虽未被宋仁宗采纳，但却在宋神宗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推行。在商鞅变法后的1400年左右，王安石作诗赞扬商鞅，绝不是偶然的。
史学之影响到政治决策，在汉、唐这两个盛大的王朝的历史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制定了什么样的国策？在制定这个国策过程中，史学起了什么作用？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陆贾这个人，因为他跟这些问题有极大的关系。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信任。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汉初定〕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6]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不像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话，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陆贾《新语》十二篇，今存。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但也有人认为是大致可信的，我倾向后一种说法。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7]。是否可以认为，“无为”“宽舒”“中和”，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但“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