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具有迈越所有前人的恢宏的历史视野，几乎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位伟大史家的考察、撰述范围之内。他撰写的《史记》130篇，包括5个部分。第一，是本纪12篇，记朝代和帝王大事，有五帝、夏、商、周、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后、文、景，直至汉武帝。用司马迁的话说，这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阐述兴亡更迭大势。第二，是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详近略远，自夏、商、周三代迄于汉武帝太初之年（公元前104—前101年），意在解决“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问题，即对于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而明载其发生的年月。第三，是书8篇，有礼、乐、律、历、天官、河渠、封禅、平准，包括礼乐制度、历法、天文、地理、重大祭祀、经济财政等社会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诸多方面，意在探明历代“损益”“改易”之迹，“承敝通变”之状。第四，是世家30篇，这是记述那些作为历代王朝的“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事迹，重在写出地方和朝廷的关系及其起伏跌宕的种种变化；其中，也写了在历史上有特殊作用的历史人物，如孔子、陈涉的事迹。第五，是列传70篇，是为古往今来能够“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种历史人物立传，写出了各个阶层、各种行业代表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心态、面貌和行事；其中，还写出了各个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社会面貌，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雄伟风姿。[34]《史记》所记述的中华民族的3000年史事，是一幅多么博大、丰富而又生机勃勃的历史画卷！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变得高远而深邃了。西汉扬雄评论《史记》说：“《太史公》（《史记》初名《太史公》——引者），圣人将有取焉。”[35]东汉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36]王充评论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即司马迁）、扬子云（即扬雄），河、汉也，其余泾、渭也。”[37]后人进而称赞《史记》“博有奇功于世”[38]。所谓“广大”，所谓“河汉”，所谓“奇功”，所谓“圣人将有取焉”，一言以蔽之，都是指《史记》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历史宝藏。《史记》把人们的历史意识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司马迁写《史记》，有明确而严谨的撰述思想和崇高的史学目的。他在给友人的信《报任安书》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9]其中前三句话是讲他的撰述程序，即广征博览搜集史料，考证历史事实，探讨历代成败兴衰的道理。这里包含了对历史的描述和解释。后三句话，是讲他对自己的撰述在史学上的追求和要达到的目标，即反映天道与人事的关系、时势与事功的关系，疏通从古至今社会历史的演变，创造出能够卓然自立的一家学术言论。这里主要是从历史哲学上提出的史学要求；他说的“成一家之言”，既是指自己说，也是指史家说的。先秦有“诸子百家”而无史家一席之地；司马迁父亲司马谈著《论六家之要指》，讲的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40]史家当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司马迁在史学上的宏伟抱负。他的撰述思想和史学目的，正是其深刻的历史意识的升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由《史记》而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正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同史家主体意识的发展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
——司马迁撰《史记》，把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放在历史的重要位置上来写，突出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映了人们历史意识上的重大进步。司马迁在《本纪》中写帝王，在《世家》中写辅佐天子、皇帝的“辅拂股肱之臣”，在《列传》中写各方面的“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这占了《史记》所写人物的主要部分。写“辅拂股肱之臣”，是写他们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写“扶义俶傥”之人，是写他们“立功名于天下”。这里都包含着道德评价和事功评价的内容，但在总的评价尺度上还是有区别的，这就是为“主上”和为天下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并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例如，《陈涉世家》所写陈涉领导农民起义的事迹，绝不是为了“以奉主上”；而列传中所写的一些谀臣、媚臣、恭谨小人，也绝不是为天下。司马迁写人物，强调他们的“不令己失时”，是极深刻的历史见解。他说的“时”，是客观时势。“不令己失时”，是指历史人物的审时度势和主观选择。这两者的结合，才可能“立功名于天下”。任何历史人物的创造行为，都离不开这两个条件的结合，这就从总体上说清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在先秦史书如《左传》《国语》中，已经写到一些历史人物，但前者主要写事件，后者主要记言论，还没有把历史人物集中起来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写。又如，《春秋》《左传》都是重人事的，但它们并没有说明人在社会历史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史记》在这两个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史书，在历史撰述中突出了人的活动和作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书尤其是纪传体史书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尽管古代史家还不可能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和影响，但他们写出来的历史毕竟不是“神”的历史，而是“人”的历史。司马迁对此有卓越的贡献。
在司马迁时代，人们的历史意识所达到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形式，还反映在其他一些方面，本书在以下各章还会有所阐述。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当然，文明时代的历史意识的发展，也并非到司马迁这里就止步不前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史学以及其他知识领域的发展，人们的历史意识总在不断地深化。对此，我们就不详细阐述了。
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发展的，也是能动的，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总是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反作用，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