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已明确认识到人和人事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或者委婉地否认“天命”的作用，或者把“天命”摆在一边，不去理睬它。这是当时人们历史意识深化的又一个方面。春秋时期，郑国有个叫裨灶的人对执政大夫子产说，宋、卫、陈、郑四国将出现火灾，如果我们用宝物祭神，就可避免火灾。子产没有听他的话。后来，这四国果然都发生了火灾。于是裨灶又说，如采纳他的建议，郑国可以避免再次出现火灾。子产仍然不听。郑国大夫子太叔批评子产把爱惜宝物看得比保护百姓利益、国家存亡还重。子产回答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意思是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怎么能了解它们的关系呢？裨灶哪里懂得天道？这个人的话说多了，难道不会偶尔说中的么？子产终于没有拿出宝物祭神，郑国也没有再次发生火灾。[31]子产没有公开否认“天道”，但他相信“人道”即人事对于政治得失是更加贴近、更加重要的。从本质上来看，这里包含着对于“天道”“上帝”主宰社会历史面貌的传统认识的否定。孔子和他所作的《春秋》一书，在历史观念上也是重视人事的。《春秋》重人事，主要是它认真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没有像《诗经》中《雅》《颂》那样的神灵气氛，也没有像当时一些国史那样记述神话故事、预言、梦幻等。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看待的。这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32]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等，本来都是结合着祭祀活动进行的，但《春秋》却能把人事从神秘的气氛中分离出来。《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春秋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一个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有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同时还朦胧地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可以划分成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的萌芽，在历史意识的发展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韩非子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这样勾画中国历史的过程：“上古之世”，人们学会了“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中古之世”，“天下大水”，人们学会了治水；“近古之世”，夏桀和商纣王统治残暴而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征伐”。这里明确提出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划分历史阶段的概念。同时，他还指出，不能用治理上古的办法来用于中古，也不能用行于中古的办法实施于近古；同样，近古的办法也不可行于今世。“今世”，是衔接于近古的第四个历史阶段。他的结论是：“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33]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史论，分阶段的思想，变化的思想，历史进步的思想，社会变革的思想，都有所涉及。在这里，历史意识的发展表现为对于历史进程的清醒的估量，尽管韩非子在表述他的论点时不免援引了有关传说的材料，但他的这种估量中所包含的理性成分还是不难发现的。
到了西汉前期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中国古代人们的历史意识的发展，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这可以从司马迁的历史视野和撰述思想中得到充分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