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在阐述历史经验的重要和继承先王遗志的重要，所谓“不常厥邑”（不永久居住一个地方）、“今不承于古”（如果现在不去继承先王的遗志）等语，是谈话中极关键的两个问题，反映出商王盘庚的强烈的历史意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明时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对远古史事的传闻和描述，而表现出为着现实的需要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和总结经验，尽管往往还要借用“天命”的名义，以致带着虔诚的敬畏之意来说到它，但终归还是落脚到现实的人事上。这种历史意识较之于远古时代人们的原始历史意识，在认识对象、认识能力和认识目的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是先民的历史意识发展到自觉阶段的最初标志。
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自觉的历史意识，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同样，在文明时代，人们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浅显到深入、从具体到一般的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在统治阶级人物中已明确认识到历史对于现实具有借鉴的作用。《诗经》中有两句诗，叫作“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氏”[26]。意思是说，夏朝的灭亡离殷朝建立不久，殷朝可以引为鉴戒。西周成王时，贵族召公在一篇文书中说：“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27]大意是说：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君臣上下，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而不至于经历像殷那样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此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西周时期，人们还是信奉“天命”的，所以处处要提到上天，但他们实际上要努力去做的，却是小心谨慎地吸取夏、殷灭亡的教训。这种以历史为鉴戒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对于殷朝的衰落和灭亡，周朝人有认真的总结和丰富的认识，而殷人酗酒是他们很重视的一个教训。他们认为，殷朝前期和中期，处在兴盛阶段，贵族和官吏们“罔敢湎于酒”；到了后期，殷王“荒腆于酒”，贵族们也都放肆酗酒，酒肉的腥味冲到天上，“上帝”为之震怒，招来了亡国的祸害。[28]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后来司马迁写商朝历史，写到商朝最后一个王纣王时，说他在沙丘这个地方，“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29]。这样的统治者，怎能不败灭呢！周朝人强调以夏为鉴，以殷为鉴，确是很深刻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一直都有广泛的影响。
先秦时期，有的史官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春秋时期的晋国史官史墨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30]这几句话的大意是：社稷没有固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正如《诗》所说的：“高高的堤岸变成了河谷，深深的河谷变成山陵。”虞、夏、商三王的子孙如今都成了平民。这种关于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变化的认识，《易经·系辞》讲得很多，其中有一段这样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所讲的社会历史包含着传说的成分，讲的变化也很笼统，不像史墨说得具体；但这里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即“穷变通久”的认识模式，却有重大的思想价值。这种承认社会历史变化的存在及其合理性的认识，不仅对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始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改革活动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