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两点是很重要的。第一，章学诚强调了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为撰史的根据，核心自然还是在于贯通古今。第二，章学诚肯定了郑樵在史学上具有“别识心裁"即独创的自得之见。在章学诚看来，“通史家风”不仅仅是继承一个“通”字，同时也包含了创新的要求。《通志》是《史记》以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包含帝纪、年谱、略、世家、载记、列传6个部分。全书记事，起于三皇，迄于隋末，而诸略所记下及于唐。在它的各种体例中，略由书、志而来，年谱是年表的别称，世家继承《史记》，载记采自《晋书》。它是纪传体通史著作的新发展。《通志》的突出成就在于它的20篇略，通常称为《二十略》，其篇目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比起以往的志书，《二十略》的范围更扩大了，反映了史家在“通古今之变”方面视野的进一步开阔，其认识领域在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郑樵十分自信地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69]章学诚对郑樵史学给予很高的评价，专作《申郑》篇予以阐发，以“运以别识心裁”“承通史家风”相许，绝不是偶然的。
作为一个严肃的史学批评家，章学诚对通史撰述的总结倾注了更多的心力。他在这方面的总结，一是关于代表性著作的概括，二是关于通史撰述之得失的理论性分析。
关于通史著作的代表性成果，章学诚总结了《史记》以后的发展情况，指出：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70]
这里，文中所说《官礼》指《周官礼》（亦称《周官》或《周礼》）；所说荀、袁，分别指《汉纪》作者荀悦、《后汉纪》作者袁宏；所说孔、萧，分别指孔逭和萧统，他们各编有《文苑》和《文选》；所说裴潾，是唐文宗太和年间人，所编《通选》亦称《太和通选》，上承《文选》，下迄当时。章学诚从纪传、编年、典制、词章四种体裁总结了通史撰述的成就，并分别追溯了它们各自的渊源，以明“通史家风”的传统。这固然是对历史编纂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从认识历史上更加丰富了“通古今之变”的内涵，即人们可以通过纪传体史书（这实际上是一种综合体史书）去认识从历史到现实的“古今之变”，也可以从编年之史、典制之史、词章之史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去认识“古今之变”，更可以从更大的范围、更多的视角把它们综合起来以达到更高层次的“通古今之变”。任何历史编纂形式的发展都是人们认识历史之方法与途径发展的反映，而这种编纂形式的出现又必然反过来启发更多的人采用新的方法与视角去认识历史，以丰富自己的智慧。因此，章学诚说的“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等多种通史著作形式，不仅有历史编纂上的意义，也有历史认识上的价值。
章学诚对通史撰述之得失的理论性分析，其要点是：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
这里说的“六便”“二长”“三弊”，主要是从历史编纂上所做的理论性分析，但其中也有的跟历史认识有密切的关系，如“六便”中的“平是非”即属于这种情形。章学诚说：“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司马氏的西晋王朝“受禅”于曹魏，所以写晋朝历史必然要以魏为正统。韩通是五代时后周大臣，与赵匡胤是同僚，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韩通在京城被杀。北宋建立后，其史官多是后周之臣，因避“国嫌”故不为韩通立传。韩通事迹，见于元人所撰《宋史·周三臣传》。章学诚举此二例以证“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的规律，而这正是通史撰述比较容易做到的。如此看来，“平是非”就不只是历史编纂的问题了，其中还包含了在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评价问题。
章学诚还说：“《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又说：“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71]这里从“通”的本义讲到“通史人文”中的“义例所通”，既是通史撰述中的一个具体技术问题，又是历史认识中的一个具体方法问题。人们掌握了这个方法，对于古往今来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就会认识得更加清晰、更加条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