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开始，通史撰述出现新的发展趋势，除纪传体外，又出现了用其他体裁撰写的通史。唐代史家杜佑撰写的典制体史书《通典》，宋代史家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袁枢撰写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以及郑樵撰写的纪传体史书《通志》，还有元初史家马端临撰写的典制体史书《文献通考》等，是唐、宋、元时期几部著名的通史著作。通史著作的发展，使史学家们不仅对通史著作本身而且对“通古今之变”提出新的理论认识。郑樵《通志·总序》是一篇阐述“会通之义”的宏文。序文从“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的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说到“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是深谙“会通之义”的大史家。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说的“同天下之文”，是从空间上也是从文献上着眼的。他说的“极古今之变”，是以时间上亦即历史进程上着眼的。他论司马迁，也是强调了这两个方面，而尤其突出了“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的基本思想，一是重古今“相因之义”，揭示历史的联系；二是重历代损益，揭示历史的变化。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又说：“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郑樵所谓“会通之义”的含义，从对司马迁的称道和对班固的批评中，可以归结为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这两句话。他还指出，史家倘若背离“会通之义”，在历史撰述上就会出现“烦文”“断绠”等弊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史记》中“会通之义”的历史影响，已达到了“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67]的崇高地位。“史官不能易其法”，主要是指它在史学上的价值；“学者不能舍其书”，主要是指它在历史认识上的价值，具有比前者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到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进而以“通史家风”这个新的概念总结了《史记》“通古今之变”所开创的优良传统。章学诚高度评价郑樵对“会通之义”的阐发及其所撰《通志》一书，他认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