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关于“通古今之变”的撰述要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认识和撰述方法。第一，在观察历史的视野上，着眼于贯通古今和历史进程的连续性，即“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认为汉代的历史是“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这样来看历史，历史就不会被人为地割断了。这是“通古今之变”的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探究“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或者说是“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是从治国安邦的兴衰得失上着眼的。第三，是考察“礼乐损益，律历改易”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承敝通变”，这是从典章制度、社会风气和物质生活的演变、发展着眼的，包含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方面。第四，是要“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对历史文献的搜求和处理上以及反映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着眼的。第五，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即除王侯、皇帝、大臣、封君外，凡“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之人，也为之作传，载入史书，这是从社会各阶层的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着眼的。综合这几个方面，《史记》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结构恢宏、“历黄帝以来至于〔汉武帝〕太初而迄”的通史。[62]这是一部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在史学发展上是空前的，在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上也是空前的；它在这两个方面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在历史编纂上是史学史上的丰碑，在历史认识上是思想史上的丰碑，它的史学价值和认识价值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东汉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对《史记》有激烈的批评，但他们还是肯定了《史记》“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63]说它“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64]。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讲到博览、通识的重要时指出：“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65]他讲的“博览”，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闻于古今。王充还很形象的比喻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66]司马迁、扬雄的书好像黄河、汉水那样浩瀚，其他人的书只能像是泾水和渭水了。上面这些话，班氏父子是从史学上说的，王充是从思想上说的。
在司马迁之后，“通古今之变”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宋代史学家郑樵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这个优良传统的阐发，是最有代表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