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人们认识历史的重要，还有一个很突出的方面，这就是关于古今相通、相通之中存在变化的认识。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它跟今天即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明了这种关系对人们有什么认识上和实践上的价值，这是很容易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通古今之变”是史学与认识历史的关系中最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问题。
先秦时期，史家对于历史发展中的古今相通和相通之中的变化，已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孔子在说到夏、殷、周的制度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9]在孔子看来，夏、殷、周三代在礼仪制度方面是相通的，而周代的礼仪制度在吸收了夏、殷二代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这是指出相通之中也有变化。晋国史官史墨针对鲁国国君和大夫季氏政治势力的消长时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60]史墨认为，政权的转移和君臣关系的变化，是古今社会历史中经常发生的事情。他说的“三后”是指虞、夏、商；而按照他的认识，周也是不会例外的，只是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罢了。孔子和史墨，一个是讲礼仪制度，一个是讲政权，虽然不是就整个历史说的，但它们毕竟是文明时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所说是以“文献”为根据，史墨的话大多也是从历史记载中概括出来的。
先秦时期的人们，对“通”和“变”也有很广泛的认识。在这方面，《易·系辞》是最有代表性的。它认为，变化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刚”与“柔”的相互作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它又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也存在变化，指出：“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在这个变化中，人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它常以“通”与“变”连用而表达变化的持久状态。那么什么是“变”，什么是“通”呢？它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犹如门的一开一闭而生变化，这种不穷的变化就是通。这种对“变”与“通”的认识与实践，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指出：“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这里说的“化而裁之”“推而行之”，更加突出了人的作用。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它关于“变”“通”的总的公式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上的人们称这个公式为“穷一变一通一久”，用以概括事物发展的法则。它还指出：“变通者，趣时者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61]这就是说：“变通”是一种适时，也是一种选择。
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目标，这跟认识客观事物中的“通”与“变”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它是从历史编纂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是史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样的目标和要求。这个目标和要求对于推动史学的发展和人们的历史认识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