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君臣在规划撰写前朝史时，承认北齐人魏收所撰写的《魏书》的正史地位，并称赞它“已为详备”。同时，唐初史臣奉诏撰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五代史”，其中《周书》同各史一样，也处于正史地位。《魏书》记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北魏、东魏史事，《周书》记鲜卑族宇文部所建北周史事，它们被尊为正史，反映了人们在文化观念上对民族关系的新认识。《周书》称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28]，称稽胡是“匈奴别种”，库莫奚是“鲜卑之别种”[29]。《隋书》认为：“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室韦，契丹之类也”。又认为：“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子也。”[30]在唐初史家看来，这些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炎帝和黄帝时代。唐初史家重撰《晋书》，以“五胡十六国”史事写入《晋书·载记》，是把它视为东晋时期历史的一部分。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继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一改南北朝时期史家的“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31]的做法，贯穿“天下一家”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中唐史家杜佑撰《通典》200卷，记历代典章制度，所述“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32]在“通古今之变”上同司马迁《史记》相仿佛。《通典》这部史学名著在民族文化上具有突出的价值：它提出了“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33]的认识。杜佑以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阐说了“中华”“华夏”革除“旧风”的过程，又从地理环境的影响来说明“中华”“华夏”同“夷狄”在社会风俗方面产生区别的原因。他认为：“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因“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34]。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杜佑上述论点，有的是不足取的；他仅仅从地理条件的不同来说明“华夏”和“夷狄”文明发展的差别，也是不全面的。但是，杜佑的上述见解中，包含了“中华”“夷狄”文化同源的论点，包含着不是从民族“本性”而是从地理环境的影响来说明夷夏之别的论点，包含着“中华”也曾经像“夷狄”一样落后只是后来才变得进步的论点，这是当时的人们在民族文化观上所能达到的最先进的认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盛大的唐王朝，史学家不论是在具体的历史撰述上，还是在观念形态上，都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与唐高祖在故汉未央宫置酒大宴群臣，“上皇（唐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与侍臣在翠微殿总结经验，讨论他在政治上成功的原因。他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而他却能“爱之如一”，作为获得政治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36]对此，当然不应仅仅从他们的政治家的气度去说明，还应当考虑到历史文化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民族观念的影响。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这固然是唐王朝政治上强大的反映，同时这也是民族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