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讲的，是有关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问题。史学对民族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还表现在民族溯源问题上。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秦汉、隋唐和元代是政治大一统时代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朝代。怎样写出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怎样认识这个历史的源头？这是史学家们所面临的新的历史问题。扩大来说，这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上的大问题。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其首，这在司马迁来讲，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写历史，要“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自然是他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里详细地说明了他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的原因。他说：学者们“多称五帝”，孔子的言论、事迹中也有关于他的弟子问到《五帝德》和《帝系姓》二书的事情，读《春秋》《国语》可知其对《五帝德》《帝系姓》的发挥，而他本人在各地的访问考察时“长老”也都能说一些关于黄帝、尧、舜之事，虽所说不尽相同，“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个事实表明：自春秋末年以来到西汉时期，人们对于古史的追寻已逐渐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有关黄帝的传说，以致从“学者”到民间“长老”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态，从而给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因此，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的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态，并反过来对中国史学以至于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尽管清代以来一些史家从信史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做了很有意义的考证工作；但是，《史记》问世以后所产生的这个文化影响，确是真切的事实。黄帝，同时还有炎帝，并称“炎黄”，成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象征，这也有了久远的历史。《史记》记载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这是一幅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民族史画卷，其中有些记载超出了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27]。这样一个多民族历史格局在史学上的反映，只有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其中10篇志叙历代典章制度，大多从黄帝或神农讲起。《汉书》又创《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首叙伏羲、炎帝、黄帝。《史记》《汉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正史”的奠基之作，直至清初修成《明史》，历代正史总汇为《二十四史》。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连续不断的重要记录，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民族史内容，在民族文化的观念形态上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