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大凡有识之士都具有一种忧患意识。在史学家中，这种有识之士是很多的，这里所讲到的张穆、何秋涛、姚莹和魏源、王韬、黄遵宪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古代史家与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有很多共同之处，如对于国势的盛衰、社会的治乱、民生的忧乐等，都深寄关切之情。但由于历史的巨大变动，时代条件有了新的因素，他们的忧患意识也显示出时代的特点而有所不同：古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其核心问题大致是关系到王朝的盛衰治乱；近代史家的忧患意识，其核心问题主要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强弱存亡。前者是王朝意识占主导地位，后者是国家、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前者主要是从中国历史来看待问题，后者则开始用世界眼光来看待问题。当然，两者之间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在王朝意识当中包含着对于社会的关注；而国家、民族意识的确立，也有一个逐步摆脱王朝意识的过程。同样，世界眼光的扩大，也有一个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过程。这种情况，都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都应当做历史主义地看待和评价，才能揭示其合理的内核和优良的传统。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著名的史论家、政论家、文章家和诗人龚自珍，深沉地感到社会的变动和读史的重要，因而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73]的宏论。他结合当时的世风大声地呼吁：“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74]在龚自珍看来，史学遗产，“良史之忧”，跟现实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有极大的关系，是“智者"所必须重视的。他说的“智者”，是指那些有紧迫时代感的人，同时也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历史见解的人。“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这反映了龚自珍的很高的精神境界和突出的时代意识，也说明了史学对于现实和未来的重要。
通观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总结出这样一个认识：史学家所起的社会作用之一，是架设了一座把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的思想“桥梁”。史学家以其职业的责任与追求的执着，立足现实，回眸过去，瞻望未来，在总结历史上美好事物的同时，憧憬着灿烂的未来，因而对于现实总觉得肩负着某种神圣的义务和责任，于是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忧患意识。一般说来，“良史之忧”所忧之处，往往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紧要问题；倘若这种“良史之忧”能够引起社会的重视，促使人们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提高，并最终转化为社会实践的具体步骤，那么这种“良史之忧”就成了社会进步潮流中的一股浪潮了。
当然，这里说的“良史之忧”，关键在于“良史”。什么是“良史”？按照孔子的说法，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便是良史。孔子说的是对于历史记载的严肃态度。这里说的“良史之忧”，不止要有对于史事的严肃态度，还要有历史见识，要有对于现实的敏感和对于未来的关注。因此，所谓“良史”，应有更广泛的含义。按照刘知幾和章学诚的说法，“良史”自应具有德、才、学、识，才能名实相副。从这一点来看，龚自珍提出的“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认识，一方面是以独到的见解深刻地揭示了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说明史家因对于社会肩负着神圣的责任而必须永不懈怠地提高自身的素养。
[1] 见陶渊明：《陶渊明集》卷六《桃花源记并诗》，逯钦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5～166页。
[2]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内翰王文康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7页。
[3]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古史钩沉论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4]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