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家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与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大致是同步发展的，这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所促成的。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翻译英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定名为《四洲志》。此书简略地介绍了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有开启风气的作用。此后，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王韬写出了《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写出了《日本国志》等外国史地著作。这些书，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当时的日本，有重大的影响。它们标志着中国史家的外国史撰述开始走向世界的历程。魏源曾撰名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长文，它同稍后夏燮所著《中西纪事》一书，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他撰写的《海国图志》100卷，以《四洲志》为基础，博采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编撰成为一部系统的世界史地及现状的著作。魏源在叙中指出此书同以往“海图之书”的区别是：“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这是中国历史撰述上的一大变化。他还强调撰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海国图志》的主旨在于“御侮”，故开卷就是“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作者指出：“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这是把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来看待中国生存的环境，跟以往史书主要讲王朝的兴亡盛衰大相迥异，是史家具有了世界眼光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忧患意识。王韬长期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他晚年自谓“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70]。在清代末叶，他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曾经沧海，遍览西学”的中国学人。他的这种经历，使他有可能写出《法国志略》《普法战纪》《扶桑游记》《漫游随录》等多种著作。其中《法国志略》是最重要的。《法国志略》初为14卷，后重订增为24卷，它以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制体相结合，记述了法国的历史、地理、现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当时取得的进步，也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点和社会理想。王韬在重订本序言中写道：“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这些话，表明了作者的世界眼光和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他在游历英国伦敦时赋诗云：“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71]这也反映出他的忧患意识。黄遵宪曾在日本、美国等国担任清朝的外交使臣，他撰写的《日本国志》40卷，以史志的体例写成，分为12目：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作者的《自叙》说：“日本士大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大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他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信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72]。作者通过写日本国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一方面表明他对于国事的忧虑，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维新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