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有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南宋时期，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这三部书，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即袁枢）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65]杨万里的话，反映出历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明末史学家谈迁著《国榷》一书，作者对于明代社会前途的深深忧虑，积淀为对于明代历史的严肃的反省。明清之际的几位著名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都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精神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而忧患意识也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顾炎武在崇祯年间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就是出于“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而作的[66]。《天下郡国利病书》备言地理条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讲到朝廷、官府的赋税之重和民生的艰难，其忧心忡忡，渗透于字里行间。
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不是一时的**迸发和慷慨陈词，而是建立在对史事的严肃审视与深沉思考基础上为现实和未来提供的种种借鉴，是历史认识和现实判断的思想结晶。这种忧患意识深深地寓于对历史的描述和评论之中，是历史感与时代感的统一。因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史学家所付出的是十几年、几十年以至毕生的心血。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李焘用40年时间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后人称赞他是“平生生死文字间”[67]。像这样的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有许多。由此可见，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深邃而辽远。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从此中国社会开始经历一个极大的变化，中国史学也逐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这个时期的史学家的忧患意识，更加强烈，更加鲜明，这就是御侮自卫、救亡图强。关于边疆史地研究和关于外国史地研究，从两个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方面，突出地反映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