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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与人们讨论治国、做人的问题时，讲了这样一段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56]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从内部看没有有法度的大臣和堪为辅弼的人才，从外部看没有足以与之抗衡的敌国和外患，一般说来容易遭到灭亡。正因为如此，人们也就懂得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个道理了。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就是从这里来的。千百年来，人们世世代代都传诵着、牢记着这句名言。

这句名言所包含的辩证思想和自警精神，经过长期的积淀，成了中国人忧患意识的一个突出方面。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总不能脱离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力量；而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思考问题，密切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前途和命运的人们，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实践，对于社会的进步往往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学，从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来看，常常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决心致力于历史撰述的一个思想基础。孟子说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7]，其实就反映了孔子作《春秋》时的一种忧患意识。司马迁父子撰述《史记》的最初动机，是出于对史职的忠诚和执着。司马谈曾对司马迁说过这样一番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58]司马谈之所惧，是“废天下之史文”的问题；然而，当司马迁进入到了具体的撰述之时，他的思想已不只是集中在“史文”问题上了，他对汉武帝统治下的社会前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在上一节中，我们讲到，在司马迁的史笔之下，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种种新的问题，显示出作者的忧患意识是多么的深沉。司马迁当然要秉承父亲的遗志，着重写出汉兴以来的“明主贤君”。可是当他考察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的社会历史时，他就不能只是赞扬和称颂了，他的严肃的史学家的批判之笔也不能不时时要触到汉武帝本人。这同巴尔扎克所写的《人间喜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59]我们只要读一读《史记·封禅书》，就会感到司马迁的嘲笑和讽刺是何等的尖刻与辛辣。这种嘲笑和讽刺正是对于“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60]的时尚的深深忧虑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