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都认为，史学跟现实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1]他认为把社会历史的重要情况记载下来，比一般性的议论对人们更有用。孟子把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讲得更清楚，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12]司马迁认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3]这里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孟子一方面指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一方面又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说明了这种辩证关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达到这样的自觉认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史学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刘知幾、杜佑、王夫之、顾炎武、龚自珍等，都从理论上阐述了史学经世的必要。“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14]这句话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家终不忘经世致用的信念。
——儒家重人，因而也重教化。孔子的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庶而富之，富而教之[15]。孟子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16]，视为“君子三乐”之一。按照孟子和司马迁的认识，《春秋》的作用本在于教化。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是非”“礼义”是陶冶人、教育人的基本内容。但“《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所以这种教育人的作用又是十分广泛的。古代史家重视史学的教育作用，强调“彰善瘅恶，以树风声”[17]“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18]，反映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崇高责任感。这是儒家重视教化的思想在史学中得到发扬的明证。
这里说的儒家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影响，主要是指早期儒学。尽管儒学也在发展、在变化，但早期儒学所给予史学的这种影响却在传统史学发展中一直贯穿下来。
传统史学是很重视历史鉴戒的，但传统史学的内容却又是非常广泛的，在这个问题上，直至今天，还存在着对传统史学的若干误解。《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史书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史部目录学史告诉我们，传统史学的内容是很恢宏的。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传统史学对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并不止限于史学本身的成就，还在于这种成就对传统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历史视野与文化视野。《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不仅为思想的历程提供了广袤的背景，而且也为思想的历程拓宽了道路。以《史记》来说，桓谭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残丛小论。”[19]柳宗元称：“自左丘明传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迄于今交错相纠，莫能离其说。”[20]读《史记·太史公自序》，可以领会他们的这些评价及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良史之忧”与传统政治文化。古代优秀史家，都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孔子、司马迁以下，魏徵、吴兢、杜佑、司马光、王夫之、顾炎武等是突出的。他们结合具体史事，论述了居安思危、慎始善终，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些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可统称为传统的政治文化。《贞观政要》是极有代表性的一部书，至今还有外国总统把它作为座右铭。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话，高度评价了“良史之忧”的文化价值。
——史学与民族精神的重塑。传统史学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万千人物，其中无数优秀人物精神品质的积淀和凝练，再现或重塑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鲁迅一方面批判了“国民性”，另一方面又肯定了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他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1]传统史学对于民族精神的重塑，对于“中国的脊梁”的重塑，这个作用在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的发展中，都是不可低估的。
传统史学对传统文化内涵的丰富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如对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影响，由典制体史书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制度文化发展的影响，由众多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和评价而产生的对社会心理和审美价值的影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