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著作作为史学的社会表现形态，具有记录、综合人类文化创造、积累和发展的职能；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它也反映了文化自我表现的属性。如果说《春秋》《左传》《国语》等书较多地记载了春秋时期人们在政治、军事、祭祀、伦理、礼法、风俗、民族等方面的活动和观念的话；那么《史记》《汉书》这种纪传体（综合体）史书所记载的，则包含了前人在历史创造或文化创造中更多方面的活动和观念了，即今天所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史记》《汉书》有两个了不起的创造。第一，是《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所包括的历史内容或文化内涵的丰富；第二，是《史记》《汉书》真正把“人”放到了历史活动或文化创造的主要位置之上。
以上事实表明，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作为文化演进的载体，不仅具有开辟的作用，而且具有能动的创造作用。
在传统史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儒家思想对传统史学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层关系。这种影响最深层的文化含义是对“人”的重视，其他方面的影响大多由此派生出来。
——重视“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有的研究者认为，早期儒学即是“人学”，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1]，可谓卓见。有的研究者把《论语·述而》所记“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划分的标记，[2]这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儒家思想对人事的重视。司马迁说：“《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3]一部《春秋》，核心是尊王道，重人事。一部《论语》，主要讲“仁”即“人”何以成为人。总的说来，儒家重视“人”的思想，一是重视人事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作用，二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重视人的自身修养。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和面貌。司马迁父子是立志要“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在司马迁看来，“《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4]，这正是他撰写《史记》的楷模，其要旨仍然是“王道”和“人事”。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历史上的治乱盛衰、人物行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伦理标准、价值判断等所构建起来的历史观念，还有史学与现实密切联系的史学观念，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它的渊源。
——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要“谨而信”“言而有信”，孔子以文、行、忠、信教人。[5]孔子称赞董狐“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6]是肯定了史官记事的取信于后人。《穀梁传》宣公五年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符合孔子“多闻阙疑，慎言其余”[7]的思想的。孔子推崇董狐而重“信”，再经《榖梁传》的阐说，形成了中国传统史学上的讲求“信史”的观念，并在史学实践中形成了优良传统。司马迁遵循了孔子“疑则传疑，盖其慎也”[8]的作史态度和作史方法，他的《史记》被人们誉为“实录”。刘勰说：“文疑则阙，贵信史也”。[9]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较早地提出了“信史”这个概念。唐末诗人韩渥有“莫负美名书信史，清风扫地更无遗”[10]的诗句。可见，“信史”已不只是柳虬、刘知幾、吴兢等史家固有的观念了，它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