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因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8]他这里说的“自治”“防乱”“事君”“治民”“谋身”“作事”等，也可以用修身和立事来概括，只是他对立事讲得更多一些；不过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所谓“事君”“治民”本是一种政治修养，同样也是人生修养的一个方面。清初史家王夫之在解释《资治通鉴》的“通”的含义时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这里说的，可以视为是比较全面的人生修养了；如果也要用修身、立事来概括它们的话，那么所谓“君道”“国是”“民情”“边防”当属于立事方面，而“臣谊”“臣节”“自淑”“诲人”等当属于修身方面。在王夫之看来，一部《资治通鉴》对于人生修养来说，确乎是非常重要的。他进而对“资”“治”“通”“鉴”四字做了如下简明而贯通的解释：“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9]所谓鉴之明，通之广，资之深，指的是《资治通鉴》这部书的内容和价值；所谓“人自取之”，是说读《通鉴》的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撷取某些方面；所谓“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说的是不论是修身还是立事，都可以充分地应用而不会穷尽。这话说得满了一些，但王夫之讲的《通鉴》与“治身治世”的关系，是跟司马迁、胡三省所持见解一脉相承的。
总之，人们认为史学对于治身治世的重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
如上节所说，刘知幾作为一个史学批评家，十分注重审视史家笔下的历史人物的“诫世”和“示后”作用，这是因为他深切地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功烈”“事迹”确有启迪人、教育人的地方。他在批评《尚书》《春秋》缺载一些他认为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之后指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苟师其德业，可以治国字人；慕其风范，可以激贪励俗。”[10]这是道出了杰出历史人物垂范作用的重要。所谓“师其德业”“慕其风范”，也就是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具体途径。范晔撰《后汉书》，于列传部分用力最多。他本人也深以为自得，曾在信中对人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11]范晔对他的史论如此自许，是因为他对自己所写的传有充分的自信。他写的“中兴二十八将”传很有代表性，如他写大司马广平侯吴汉的传记，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吴〕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阵）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装）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这里，写出了吴汉对待朝廷、军务、业产的态度，也写出了吴汉的器量和胆识。于是，范晔在传后评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