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夫之的解释来看，“势”是具体的，而“理”是抽象的；“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理”“势”有所不同，但又不可分开。他的这个认识，比胡三省说的“道”本“散于事为之间”又进了一步：后者说的“事”是具体的史事，前者说的“势”是综合的史事，在第一个认识层次的起点上高于后者，更接近于向“理”的抽象。
读史明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总结这个优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写史、读史，都是有启发的。
[1]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8～119页。
[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3319页。
[3]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8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0～223页。
[5] 《国语》卷十七《楚语上》，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6] 按照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这里说的《诗》《礼》《乐》也是史书；除《训典》不可确考外，应当说其余8种都可以看作是史书。
[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3298页。
[8]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9]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14～1115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八《人物》，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11]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12] 范晔：《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83～685页。
[13] 范晔：《后汉书》卷十九《耿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23～724页。
[14]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陈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38页。
[15] 陈寿：《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2页。
[16]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81页。
[17]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1页。
[18]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
[19] 《史记钞》卷首《读史记法》，明茅坤选、闵振业辑评，明泰吕元年（1620）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
[20] 茅坤：《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茅坤集》，张大芝、张梦新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
[21]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自叙》，《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页。
[22] 以上所引均见陈亮：《陈亮集》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37～241页。
[23] 李翰：《通典序》，杜佑：《通典》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页。
[24]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0页。
[2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39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