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撰述”“记注”，就是章学诚对史学“两大宗门”的划分；所谓“体有一定”“例不拘常”，是“两大宗门”在体例上即表现形式上的区别；所谓“藏往似智”“知来拟神”，是“两大宗门”在旨趣上的不同。至于所谓“其德为方”“其德为圆”，则是对“两大宗门”的特点和作用的概括。这里，我们不来讨论有关史书体例问题，还是回到史学与“蓄德”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根据章学诚的论述，可以认为，史学中所包含的“德”有两大类：一类是“藏往欲其赅备无遗”，“其德为方”；另一类是“知来欲其抉择去取”，“其德为圆”。前者重在掌握历史知识，后者重在指示未来变化，这就叫作“智以藏往，神以知来”。
如此看来，史学对于“蓄德”确乎是十分重要的。
读史可以蓄德，读史又可以明道。
司马迁写《史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考察、揭示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35]。后来，杜佑《通典》讲“事理”，柳宗元《封建论》讲“势”，直到王夫之提出“顺必然之势者，理也”[36]，反映了古人从历史中探讨、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历程。元代史家胡三省在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时，不赞成只有“经”是“载道”的、“史”不过“记事"而已的说法，他认为“道”包含在“事”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人们要认识“道”，是不能没有史学的。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胡三省、龚自珍用“道”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这比“事势”“事理”等具有更普遍、更抽象的意义，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以增益人们的智慧，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前人在这方面的思想遗产，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么，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呢？这是很值得总结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讲到，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从历史认识来看，这确是读史的门径。
读史以明道，当从史书所记大处着眼；所谓“大治乱得失”，就是这个大处中最重要的方面。早于朱熹的宋人孙甫说：“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子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37]这是说明了史家纪事，为什么要把治乱成败作为重要内容来对待的原因。从陆贾“粗述存亡之征”、司马迁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以下，许多史家对于“治乱得失”的重视都有自觉的意识；他们所写的史书，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朱熹正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把握“大机会、大治乱得失”作为读史的重要门径。这在古代自有其现实的意义，在今天也还可以作为读史的参考。
按照胡三省的观点，“道”本“散于事为之间”；而政治上得失成败，国家的治乱盛衰，历来被史家认为是事中之最大者。这种大事的结果，必有其起因；而大事，又必由诸事所促成。所谓明“道”，就必须围绕治乱得失去考察其起因，去认识促成这一大事的诸事的形态、内容和原委。这样，才能对治乱得失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而达到对于“道”的把握。那么，史学家是怎样来反映这一认识活动的？这是人们读史不可不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在这方面，《汉纪》作者荀悦是较早提出明确认识的史家，他在《汉纪·序》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