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还在于史学有益于人们的蓄德与明道。
治身与治世跟蓄德与明道有相通的地方但并不相同：前者是指品质与能力，后者是指境界与器识；前者是说具体事物，后者是讲普遍认识；前者更多地反映出**，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理性。前者和后者又是互相渗透的，不可截然划分开来。
《易·大畜·象传》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说，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应当多记识前贤的言论与行事，以积蓄、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把历史知识（“前言往行”）跟人们的德行修养（“以畜己德”）联系起来的认识。这里所说的“德”，不只是指人的品质，而是指广义的道德、学识、文化修养。《易·系辞下》对“德”的内涵有很丰富的解释，认为：
《易经》的创作，大概在中古吧？创作《易经》的，大概有忧患吧？因此，《履》卦是德行的基础，《谦》卦是德行的柄，《复》卦是德行的根本，《恒》卦是德行的固定，《损》卦是德行的修养，《益》卦是德行的扩充，《困》卦是德行的辨别，《井》卦是德行的地位，《巽》卦是德行的制裁。
《履》卦和而达到礼，《谦》卦谦逊而光明，《复》卦从小事遍及事物，《恒》卦周遍而不厌倦，《损》卦先难而后易，《益》卦长久宽裕而不是有意做作，《困》卦身穷困而道通顺，《井》卦处于其所而能施德于人，《巽》卦有所称道而隐讳。
《履》卦用和来行动，《谦》卦用照礼来行动，《复》卦用来自觉，《恒》卦用来专一于德行，《损》卦用来避开害处，《益》卦用来兴利，《困》卦用来减少怨恨，《井》卦用来辨别正义，《巽》卦用来实行权变。[30]
从《易·系辞》对“德”的解释看，“德”既是个人内在的修养，又是个人参与社会实践的要求和准则。用这样的认识来看待“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更可以体察到这话的分量之重。
所谓“前言往行”，早已成为过去。人们之所以还能够认识它，主要是通过文献尤其是历史记载才能做到。孔子说的“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都是“文献不足故也”。[31]可见文献和历史记载对于认识“前言往行”进而对于“蓄德”的重要；换言之，即史学对于人生修养的重要。
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写道：“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32]裴松之说的“智周”“鉴远”是从治理政治上说的，但他认为要达到“万理自宾”“物无遗照”这样一个和谐的政治局面，还在人君的“体备之量”和“畜德之厚”，即在于“智周”和“鉴远”。因此，“好察迩言”和“多识往行”就是十分重要的了。裴松之这位史学家是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论证“多识往行”对于“畜德”的重要，“畜德”对于“鉴远”的重要，“鉴远”对于致治的重要。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从史学的角度注释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解释了《易·系辞下》关于“德”的说明。因此，裴松之认为，史学的作用是“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而其重要的环节便是史学对于“蓄德”的不可缺少。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33]，在阐述这“两大宗门”的特点时，进一步揭示了史学与“德”的关系。他根据《易·系辞上》中的有关说法，对史学做出独到的解释，指出：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