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讲史又有新发展，有人记载当时临安（今杭州）的讲史盛况说：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原）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58]
在这段文字中，有几点是很值得注意的。第一，是讲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其取材多据《资治通鉴》，汉、唐史书，同时出现了像王六大夫这样“讲诸史俱通”的名家。第二，《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南宋时即为说话人所采用，说明它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资治通鉴》部帙太大，不能广泛流传，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第三，讲史人和大众很关注本朝史事，所以《中兴名将传》能够赢得“听者纷纷”。第四，讲史人中的女性占了相当的数量，以致出现了像张小娘子、宋小娘子这样有名的讲史艺人。从事讲史的说话人，多称作书生、进士、宣教，还有称作官人、万卷的，或许这都是大众送给他们的雅号以致反倒埋没了真实的名字。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史学通过说话（讲史）人和社会大众结合起来的时候，显示出了生机勃勃的活力，从而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
讲史在元代也很流行。元末杭州城里有个叫胡仲彬的人，兄妹都是“演说野史”的。后胡仲彬以讲史者的身份，“招募游食无籍之徒”，准备起事，因被人告发而未果[59]。由此可见讲史流行仍很广泛。同宋代一样，这时女性讲史也很活跃。时人杨维桢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一文，记下了这位朱女士讲史的风采。他写道：
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舟娭春过濯渡。一姝淡妆素服，貌娴雅，呼长年舣櫂敛衽而前，称朱氏，名桂英，家在钱唐，世为衣冠旧族，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座客倾耳听。[60]
朱桂英女士擅长于讲三国、五代故事，也能讲北宋末年故事，她讲得“座客倾耳听”，足见其说话艺术甚高。胡仲彬兄妹原在杭城讲史，朱桂英女士又是钱唐人，这或许可以说明元代讲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南宋临安讲史之盛的遗风吧。
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或称评话），它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列，这跟变文中的历史故事多以单篇存在有所不同。今存元代刻本《全相平话》，当是平话系列的汇刻本，可惜现在所见到的只有5种了。它们是：《武王伐纣书（吕望兴周）》《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吕后斩韩信）》《三国志》。《武王伐纣平话》开篇就说：“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汉三国吴魏刘；晋宋齐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这首诗亦可证明平话已形成系列。平话跟历史题材的变文还有一点不同之处，即平话是有说无唱，而历史题材的变文有些是有说有唱的。平话中常有诗句的穿插，它是由讲史者念出来而不是唱出来的。例如，《五代史平话》写黄巢起事之初的情境是：
那黄巢得五百贼众，拣下辛卯日离那悬刀峰下，将那村庄放火烧了而去。一路上遇着仓库，便劫夺米粮，投向曹、濮州回去。不数月，行到临濮县，将五百人潜伏深山中，两个潜地入县坊去。但见县城摧坏，屋舍皆无，悄无人烟，惟黄花紫蔓、荆棘蔽地而已。行到前面，见荆棘中有一草舍，有个老叟在彼住坐。尚让往见老人，因赋一诗道：
老人来此话离情，泪滴残阳诉楚荆。
白社已应无故友，秋波依旧绕孤城。
高天军垒齐山树，昔日渔家今野营。
牢落故乡灰烬后，黄花紫蔓上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