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变文》说这件事时，把太宰嚭的进谗言，改成了太宰嚭与伍子胥在为吴王夫差解梦中发生了分歧，伍子胥因直言其梦而终于被赐死，它说道：
尔时吴王夜梦见殿上有神光，二梦见城头郁郁枪枪（苍苍），三梦见城门交兵斗战，四梦见血流东南。吴王即遣宰彼（嚭）解梦。宰彼曰：“梦见殿上神光者富（福）禄盛，城头郁郁枪枪者露如霜，南壁下匣北壁匡王寿长，城门交兵者王手备缠绵，血流东南行者越军亡。”吴王即遣子胥解梦。其子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文经武律，一切鬼神，悉皆通变。吴王即遣解梦。子胥曰：“臣解此梦，是大不祥。王若用宰彼此言，吴国定知除丧。王曰：“何为？”子胥直词解梦：“王梦见殿上神光者有大人至，城头郁郁苍苍者荆棘备，南壁下有匣、北壁下有匡者王失位，城门交兵战者越军至，血流东南者尸遍地。王军国灭，都缘宰彼之言。”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咒我国。”子胥解梦了，见吴王嗔之，遂从殿上褰衣而下。吴王问子胥曰：“卿何褰衣而下？”子胥曰：“王殿上荆棘生，刺臣脚，是以褰衣而下殿。”王赐子胥烛玉之剑，令遣自死。子胥得王之剑，报诸百官等：“我死之后，割取我头，悬安城东门上，我当看越军来伐吴国者哉。”[52]
这一段俗讲，在太宰嚭之佞，伍子胥之直，吴王夫差之昏，以及伍子胥之死等方面，都是忠实于史书所记的。在此基础上，它吸收了民间传说，把“解梦”这一为大众所关注的事情用来代替伍子胥与太宰豁在政见上的分歧，并用伍子胥“直词解梦”来突出他的正直。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伍子胥逃亡途中，有“窘于江上，道乞食”共70余字的叙述，《伍子胥变文》则铺叙为数千字的有说有唱，其中尤其是有关打纱女之情、渔人之义，极尽委婉、苍凉、真诚之词，令人感动。像这些地方，变文就更多地采入了民间传说，并经话本中编写者的加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敦煌变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汉将王陵变》《捉季布传文一卷》《李陵变文》《韩擒虎话本》等，也都同《伍子胥变文》一样，与有关正史的传记有密切的关联。历史题材成为俗讲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俗讲既有史实为依据，又有文学的创作，是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在这一点上，它与宋元话本中的讲史不仅有相似之处，而且有源与流的关系。
宋元话本，是说话人的本子。事实上，不论是说话人，还是话本，在唐代都已经出现了。有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可作明证：安史之乱中，在官军恢复长安后，唐玄宗从四川回到长安，虽是做着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却使他异常抑郁。史载：“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55]说话和转变（说唱变文）并列，足见说话已很流行。至于话本，上面说到的《韩擒虎话本》，有人也认为就是唐代的话本。话本与变文之间的联系，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证明，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从史学对通俗文学的影响来看，话本与变文中都有关于历史题材的内容，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但话本中历史题材的内容更丰富了，以至于有“讲史”（或称“演史”）的专称，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说明了史学影响通俗文学趋势的加强。北宋京城中，以讲史著称的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也有以专讲一部话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说《三分》（即《三国志》）、尹常卖说《五代史》。[56]苏轼《东坡志林》卷1记当时“说三国”的影响极为生动，他写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听古话。至说三国者，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57]可见关于三国的讲史，已真正深入到大众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