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结束语 史学与历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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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历史教育在效果上具有突出的可接受性。这也是由中国传统史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中国传统史学产品丰富，内容广泛，体裁多样，在世界各国中是罕与其匹的，这是历史教育在社会效果上具有突出的可接受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艺术性手法，即历史文学的修养。中国古代史书在写战争、写场面、写人物（言辞、心理、精神、个性）、写社会风貌等方面，都在文字表述上有很高的艺术性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千百年来，世代相传，人们屡读不厌，这就大大扩大了它们的流传和社会吸引力。20世纪的人读《史记》，当然不必也不可能产生像茅坤所说的那样的感情和奇特的联想，但它引人的魅力依然存在，人们可以据此而想见当时的人情世态。即使是那些并非属于第一流的历史著作，也不乏这样的魅力。南宋政治家、文学家、诗人杨万里说他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感受是：“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10]这话不免夸张，但纪事本末体史书长于把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述得起伏跌宕，始末了然，亦自有其感人处，当并非虚言。

那么，从现今的读者来说，应当如何看待传统史学赋予历史教育的这种突出的可接受性呢？我认为，李大钊在60多年前讲过的一段话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是这样说的：“即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地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11]这已不只是一般的感召力量，还有一种深层的理性认识的力量：即由历史感和时代感相结合而产生的力量。

历史教育，它是史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启示、智慧、勇气和高尚情操的自我教育。历史教育在各种教育活动中具有最广泛的社会覆盖面，从普通公民到各级公务员，不分性别、年龄、民族、信仰，都可以而且应当是历史教育的对象，都能够从历史教育中得到许多教益。历史教育的这种广泛的社会覆盖面，是由历史教育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决定的。

历史教育是全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史学在历史教育中处于关键的位置。本书的论述，即是以传统史学为根据，从几个主要问题上揭示出史学的这种重要作用，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史学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民族，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

史学的沉思，定会激发起读者的沉思……

[1]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2] 蓝达尔：《历史学家的身份》，《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何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9页。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70页。

[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5]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页。

[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7] 李云飞：《英国通讯·为中国古代文明欢呼》，载《人民日报》，1986年9月26日。

[8]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历代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7页。

[10] 杨万里：《通鉴纪事本末·叙》，见《通鉴纪事本末》书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页。

[11]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45～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