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指出了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他举了一个人们很熟悉的事例：“汉王（刘邦）之入秦宫而有艳心……樊哙曰：‘将欲为富家翁邪？’英达之君而见不及哙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岂徒一时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训后嗣，而文、景之治，至于尽免天下田租而国不忧贫，数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于此矣。”[48]樊哙以幽默的口吻批评了刘邦，刘邦大度地接受了批评，此事涉及汉初的治国方略，文景之治、武帝之盛与此有关，实未可小看。王夫之由此通观历史，指出：“天子而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贫必在国；士大夫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必败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积聚贻子孙，则后世必饥寒以死。……后之王者，闻樊哙富翁之诮，尚知惩乎！”[49]他着重指出的，还是“积聚”与政治得失的关系：如西晋末年，刘聪攻占洛阳，执晋怀帝，百官无一死者。而当初有人提出暂避洛阳的建议，公卿们不同意，并以“效死以守社稷”为借口。王夫之辨析说，这一方面是公卿们担心失去“尊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久宦于洛，而治室庐，置田园、具器服、联姻戚，将欲往而徘徊四顾，弗能捐割”。他接着引《尚书·盘庚》篇中的话并发表感慨说：“故《盘庚》曰：‘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总其心于田庐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躯命，故曰若此之流，恶可责以仗节死义乎？”王夫之在鞭笞这类公卿的同时，也称赞了唐玄宗于危难之中“度越寻常”的见识。安史之乱起，玄宗将奔蜀，杨国忠建议焚毁府库。玄宗说：“留此以与贼，勿使掠夺百姓。”王夫之认为：“其轻视货贝之情，度越寻常远矣。是以唐终不亡也。”他对北宋时“汴京士庶拥李纲以欢呼者”，提出不同于一般看法的见解，认为其中不能排除“不忍捐其鸡豚瓮缶”之情，以至于“肝脑涂地，妻子为俘”[50]。在他看来，樊哙的富翁之诮对于政治的得失，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故反复予以阐说。
第三，是指出了“风教之兴废”与王朝兴亡的关系。王夫之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51]这里说的“风教”，主要是指人们在政治品质上的修养和原则。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矜其‘通识’。”[52]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他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王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又有一些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与此相联系的，王夫之还指出自汉迄于隋，有“伪德”“伪人”造成政治乱败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什么是“伪德”？他说；“持德而以之化民，则以化民故而饰德，其德伪矣。”这种“伪德”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是：“挟一言一行之循乎道，而取偿于民，顽者侮之，黠者亦饰伪以应之，上下相率以伪，君子之所甚贱，乱败之及，一发而不可收也。”什么是“伪人”？王夫之认为：“夫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尽其在己者而已。”如果不能这样做，又“持此为券以取民之偿”者，便是“伪人”。他列举事实，自西汉便出现这种“伪人”，而至东汉之末，则“矫饰之士不绝于策”，至隋文帝更是“奖天下以伪”，以至于“上下相蒙以伪，奸险戕夺，若火伏油中，得水而焰不可扑，隋之亡也，非一旦一夕之致也。其所云‘德化’者，一廉耻**然之为也”。他反复揭示了“伪德”“伪人”对于政治的危害。他认为，德之于政，确乎是重要的，关键在于一个“诚”字。他说：“夫德者，自得也；政者，自正也。尚政者，不足于德；尚德者，不废其政：行乎其不容已，而民之化也，俟其诚之至而动也。”[53]王夫之从“风教”论到“德化”的诚与伪，都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广泛，其中有些是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
从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价值。这与南宋大思想家朱熹说的“〔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54]，明代名臣张居正以《资治通鉴》教授明神宗而其讲稿称《通鉴直解》一样，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方面的价值的。据说，毛泽东同志把《资治通鉴》读了17遍，可见用力之勤，亦可见此书在今天仍有它的参考价值。毛泽东同志评论此书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55]从毛泽东同志评论《资治通鉴》来看，史学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的功能和它所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并不因其时代的久远而受到削弱、而减其光辉，它的生命力与历史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