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方面的价值，又因它在史学发展上的重要作用而更加扩大了影响。《资治通鉴》继承了《左传》《史记》在历史表述上的美学传统，而在写战争、写历史场面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它写的孙、刘联合抗曹的赤壁之战，东晋、前秦的淝水之战，北朝西魏韦孝宽之守玉壁，唐宪宗时李愬平蔡州之役，都写得十分精彩，把战事前的策划、战事中的防守和奇袭，把有关人物的智谋和心态，表述得淋漓尽致，包含了很多关于战争的谋略和经验。它写历史场面也有同样的效果，如记唐代宗时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写出了郭子仪的统帅风度和政治胆识，写出了唐与回纥相互和好的共同愿望。《资治通鉴》的广泛流传，同它在这方面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资治通鉴》引用之书多达322种，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四库全书总目》称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顾炎武誉为“后世不可无之书”[43]。《资治通鉴》问世后，补撰，改编，续作，注释，仿制，评论，诸家蜂起，蔚为大观，自南宋迄于清代，有“《通鉴》学”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使《资治通鉴》所总结的历史经验的价值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通鉴》学”的发展中，元代胡三省的《新注资治通鉴》和清初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最为重要。胡三省注，主要是注其内容；王夫之论，主要是论其思想。《资治通鉴》有此二书相辅，司马光可以无憾。王夫之的论，范围虽广，但基本上是围绕着治乱兴亡而展开的。如他自己所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44]当然，王夫之的论，有的已超出了《资治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是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他指出：“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谀也。托国于赵高之手，虽中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汉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赵普也，未能已乱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无托孤之旧臣，则兵连祸结而尤为人伦之大变。徐达、刘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虽然，国祚之所以不倾者，无谀臣也。”[45]这是从秦、汉论到宋、明，阐述有无谀臣、君主是否“好谀”对于国之存亡的关系。他进而指出：“好谀者，大恶存躬而犹以为善，大辱加身而犹以为荣，大祸临前而犹以为福；君子以之丧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戒哉！”[46]这是把是否有谀臣与国之存亡的关系，做更广泛的认识，认为：“天下之足以丧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与焉，而好谀为最。”[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