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来说《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它以极其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政治统治的存在、巩固和发展，离不开对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换句话说，《资治通鉴》证明了史学对于政治的极其重要性。这个思想，集中表现在司马光进书表中说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39]这句话上。在中国史学上，知古察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由来已久，《资治通鉴》在这方面之所以能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事实，以及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六代”的漫长历史过程，而涉及的王朝兴衰、得失则远远超出“十六代”。它所涵盖的历史跨度之大，包容的史事之多，可以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以往的任何一部史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司马光具有极为强烈的以史学“资治”的撰述热情和为此而确立的撰述宗旨，故在纷繁复杂的史事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而详加叙述，从而极其鲜明地反映出本书的社会目的。宋神宗赐以“资治通鉴”为名，正是中肯地把握了它的社会目的。还有一个原因是，司马光把自己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把读者摆到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去思考，去抉择，使历史和现实得以呼应。他说的“前世之兴衰”，这是他在史书上可以写得出来的；他说的“监（鉴）”，有的可以通过史事直接概括出来；那些不可以直接概括出来的，则以史论“臣光曰”或援引前代史家的史论予以阐发，再通过读史的人去思考，去认识。至于“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这是以历史问题作为参照系而着重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抉择，属于读史以后的认识和实践。确切地说，所谓“考”，所谓“嘉”“矜”“取”“舍”，主要是对读史的人提出来的。司马光根据这样的思想来撰写《资治通鉴》，使《资治通鉴》于博大精深之中蕴含着启迪人们认识历史、观察现实之智慧的魅力。
司马光在历史观上远远赶不上司马迁，但他在《资治通鉴》中反映出来的社会思想，有两点是很突出的。一是重为君之道，二是重生民休戚。他在“臣光曰”中反复阐述君主应当讲求仁义，克遵于礼，慎于抉择，善始慎终，反复强调君主在用人、刑赏、纳谏上应当格外认真。司马光以“生民休戚”与“国家兴衰”相对应，希望《资治通鉴》给统治者提供借鉴从而使“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反映出他的民本思想。他在《资治通鉴》和另一部史著《稽古录》中反复阐述这一思想：“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善为国者不欺其民。”[40]他是在称赞秦孝公、商鞅“不废徙木之赏”时说这番话的。他也称赞“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41]。他还称赞唐宣宗“尽心民事，精勤治道”，认为唐僖宗、昭宗时“民心已离”[42]，国亡无日了。《资治通鉴》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反复阐明的这两个方面的认识，对后世的封建统治有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