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际的重大事件，其间得失成败当然不只是项羽、刘邦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性格的较量。唯其如此，我们从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一出历史悲喜剧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而对于刘邦来说，楚汉战争中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成功；他更大的成功，是要在完成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之后才能获得。
关于汉初统治者制定国策的问题，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讲到，这里不重复了。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36]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于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当从《史记》的《今上本纪》《封禅书》《平准书》等篇中看得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纪》已佚，今《史记·孝武本纪》为后人以《封禅书》所补，所以我们只能以《封禅书》和《平准书》作为主要根据来考察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揭露方士祠官的虚妄和笃信鬼神的帝王们的荒诞。《封禅书》除记述了历代的封禅活动外，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篇中说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后为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的一再耍弄而执迷不悟，以至于“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是：“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37]这无异是说，入海求仙，不过是一出出闹剧而已。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抱着希望，能够见到神仙。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越来越多，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
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不仅能够以冷静的态度看待历史，也能够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现实。他善于以历史的经验来揭示现实的问题，也善于以现实的问题去反衬历史的经验。他的思想上无疑还带着历史循环论的印记，但他确实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变化从不感到惊奇和困惑。——他的历史哲学是：“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司马迁所总结的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中包含的历史智慧，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