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来，仍然使人感到，这是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面！后人据此编写出“霸王别姬”的故事并搬上舞台，广为流传，当非偶然。接着，司马迁写了项羽不愿一人渡江，赐马给亭长，自刎于故人吕马童之前，等等。司马迁的史笔可谓写尽了其人的性格与气质，有很大的感人力量。
但是，司马迁毕竟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他对项羽又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对项羽的刚愎自用，不懂得罗织人才和总结经验教训，以及过分相信自己的武力等，都予以否定。从中可以看出项羽为什么终于遭到失败的历史教训。如司马迁写其垓下之战失败后，仅存二十八骑，而汉军追者数千人：
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他甚至采用“快战”的战术，“必三胜之”，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此时，他还要用这种匹夫之勇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足见项羽刚愎自用几乎达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对乌江亭长说的“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表明他始终认为，他的失败，其意在天，自己是毫无责任的。
正因为项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后论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得战略，“放逐义帝而自立”；迷信武力，“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34]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不知何以失败，至死不悟，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这个悲剧恰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刘邦的喜剧。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失败，以致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司马迁虽然没有如同《项羽本纪》后论那样，集中地、明确地写出自己的看法，但通观《史记》全书，他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如《高祖本纪》后论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说的“承敝易变”，指的是变秦苛法。关于这一点，《高祖本纪》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汉元年十月，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35]
这应当就是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的主要内容。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于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里，“顺流”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善于用人，是刘邦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许多论著讲得不少了，这里不再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