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秦国发展成为秦王朝后，为什么反倒招致速亡呢？贾谊认为，这完全是执行了错误的政策所致。第一，“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认为，“兼并”时期与安定时期应有不同的政策，叫作“取与守不同术也”。可是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用对付六国诸侯的办法来对待民众，这是极大的错误。第二，“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企图用愚民政策来巩固“万世之业”，却没有制定出如何进一步安定“黔首”的政策，这跟秦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安土息民”政策相比，同商鞅变法时实行的有关政策相比，自是一个历史的退步。第三，是“多忌讳之禁”，拒绝谏谋。贾谊指出，秦王朝在政治上的错误，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出来，即“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但“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是因为“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人们只好“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这种紧张的政治局面，同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广揽人才、认真听取各国富国强兵之道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实有天壤之别，就是同后来一些英明的封建君主肯于纳谏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贾谊感叹地说：秦末，“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二世时，非但不知改弦更张，反而使这些错误的做法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陈胜等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32]，最后导致秦王朝的灭亡。
司马迁并没有用太多的话直接评论秦朝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只是据事直书（如他写焚书坑儒事件等）。但他在这里借贾谊《过秦论》批评秦朝统治者的为政之失，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不仅贯穿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而且也增强了对于历史判断的说服力。
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力量强大的项羽终于遭到失败，力量弱小的刘邦反而获得成功？司马迁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方法上与上面所讲的有所不同，他在《项羽本纪》中是直接而又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毋庸置疑，司马迁对于项羽这个失败的英雄是带有几分同情的。依我的浅见，这种同情主要是出于对项羽的英雄气概和直率性格的赞赏，并不含有更多的深意。而这种赞赏，在《项羽本纪》中随处可见。如：
（汉四年）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按指挑身独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项羽的直率（甚至略带几分天真）跃然纸上，这同刘邦的冷静和老谋深算比起来，相去何止千里！又如：刘邦父母、妻子为项羽所俘，置于军中。后刘邦派人同项羽讲和，“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项羽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33]项羽的诚意亦跃然纸上，但他的这种诚意却使他陷入了困境，因为刘邦已经部署了对项羽的袭击。
从垓下之战至项羽乌江自刎的一段记述，是司马迁对项羽深寄同情之心最突出之处，其中有一段文字是：
（汉五年）项王军壁垓下，兵少粮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大惊曰：“汉军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乃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