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史学家是怎样写出历史上芸芸众生的呢？认识这个问题，无疑当从以写人物为中心的历代正史入手。通观《二十四史》的列传，大致可划分为杂传和类传两大部分：杂传多是以一人为传或事迹相关联者合传；类传是以同类之人合传，有的正史也以民族、藩镇、外国列于类传。一般说来，史家对于列传的编次和人物事迹的撰写，大致是按照三个序列考虑的：一是社会角色序列，二是事功序列，三是道德尺度序列。所谓社会角色序列，从大的方面看，本纪记君主及其统治时期的史事，而列传记人臣史事；从列传本身来看，不同的类传所记的人物，反映出不同的社会角色，如《史记》所创的儒林、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传，他们同杂传所记朝廷文武大臣的社会角色有明显的不同。所谓事功序列，主要指列传中杂传所记人物，也包括世家中所记的一些人物。所谓道德尺度序列，比较明显的是类传中的循吏、酷吏、佞幸等传所记的人物。史学家按照这三个序列，把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组织到历史著作之中，再现于读者面前。
当然，这三个序列并不是可以截然划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主要是按照社会角色表现出来的人物，其中很多人也都必须接受社会和历史对其功过做出估量，而几乎所有的人也都不能不受到道德尺度的衡量；以事功入史的人，当然也应当受到道德的裁判；而一定的道德的体现者，归根结底，也扮演着某种社会角色。只有当我们把历史人物的内在的复杂性经过“提炼”和“外化”以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史学家笔下的芸芸众生原是一个有序的组合。
此外，这三个序列，在历代史家撰写的《二十四史》中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故也不可作整齐划一地看待。这里，比较重要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在写人物方面，他比较强调社会角色和事功。关于社会角色，首先，本纪、世家、列传所写的人，总的来看就反映出不同的社会角色。其次，他于类传中写儒林、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方面的人物，是又一层含义上的社会角色。前者主要着眼于政治身份，后者主要着眼于社会分工。关于事功，司马迁说得很明确：“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他看重那些善于把握机遇又能建立功业的历史人物。司马迁也重视道德尺度，他写世家，注意到人们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他写列传，突出了“扶义俶傥”。在这里，人们的道德尺度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至于类传所列的循吏、酷吏、佞幸等方面的人物，是更明确地反映了司马迁的道德批判原则。第二，司马迁奠定的这个写人的格局，在《汉书》以下的历代正史中，有的方面有较多发展，有的方面则少有发展。总的来说，司马迁从社会角色序列来观察历史人物的思想，历代正史继承、发展得不多，除《汉书》增外戚、宗室和《后汉书》增宦者、文苑等传对后世尚有一定影响外，别的就很少有所创立了。《后汉书》所创独行、逸民、列女三传，其所写人物实介于社会角色和道德尺度之间，而道德尺度的裁量似乎更重一些。在事功序列和道德尺度序列方面，《汉书》以下历代正史有不少发展，而在道德尺度方面尤为突出。《汉书·古今人表》把人划分为9等，主要着眼于道德尺度。南北朝时史家于正史中增立孝友（孝行、孝义、孝感）和节义传，加重了道德尺度序列的分量；唐初史家继承了这个做法。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于列传中所立有关道德尺度序列方面的类传目名最多，有循吏、酷吏、卓行、隐逸、列女、忠义、奸臣、判臣、逆臣等传；其后史家撰宋、辽、金、元、明五朝正史，都因袭了《新唐书》的做法。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见社会角色序列、事功序列和道德尺度序列在《二十四史》中虽有贯穿始终的脉络，但又不是完全平衡的。其所以如此，一方面要从史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明，另一方面也要从史家本身的历史见识、思想境界来说明。
还有一点，是我们认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人物时不可忽略的，即史学家一方面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采取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对他们倾注着自己的感情。大凡出色的史学家，总是会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再现在读史者的面前，可听其言，可观其行；进而如刘知幾所说，“可以诫世”“可以示后”。
这就是为什么史学对于人生修养有极为重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