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家笔下的芸芸众生
史学与人生修养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史学与社会进步、史学与文化发展，这里说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归根结底，都是要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的，或者说，它们都反映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离开了人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就谈不上任何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了。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因此，史学家写历史著作是不能不写人的：写人的品质、思想，写人的行为、活动，写人的价值，因而也就要写到对人的评价。而人又都是具体的人，是同他人、同社会相联系的具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史学家的笔下，总是涌动着芸芸众生，总是有说不尽的千古风流人物。
史学家自觉地认识到把写人作为撰写历史著作的重要内容看待，对之抱有很高的责任感并做出了辉煌成就的，始于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的谈话，他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是明确地把“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活动，看作是“天下史文”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实现了他父亲的遗愿，他在《史记》中写了12篇“本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写出了包括西汉武帝以前历代君主事迹；又写了30篇“世家”，写出了君主们的“辅拂股肱之臣”；还写了70篇“列传”，这是写出了“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2]的社会各阶层人物。但是，司马迁所写的人，并不限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也写了昏君、佞臣；他不仅写了君臣显贵，也写了市井平民以至于鸡鸣狗盗之徒。他赞扬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也揭露了人世间的假丑恶。因此，《史记》被后人誉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3]从写人的角度来看，这部“实录可以称得上是描绘出了自上古至司马迁所处时代的一幅人物长卷。
刘知幾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把史家写人物的问题提到理论上来认识。《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他的这几句话，至少表明了两点认识：第一点认识是，史家作史而写人物，必着眼于善恶突出者，因为他们可以起到“诫世”和“示后”的作用。第二点认识是，倘若有一些“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的人，死后其名不为世所知，那就是史官的失职。这一点，跟上面所引的司马谈说的那些话，有可以吻合之处。前一点认识，是提出了史家写史当以什么样的人入史的标准；后一点认识，是指出了史家在写人的问题上所担负着的社会责任。刘知幾在本篇末了写道：“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4]不论写人还是写事，都是史家应当慎而又慎的。
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体裁，在历史撰述上突出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显示出了中国史学有久远、深邃的人本主义渊源，到刘知幾把史家应当如何对待写人的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分析时，中国史学已经切切实实地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唐宋以下的历代史学中还不断有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