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循环论是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提出来的。阴阳家接过了西周末年、春秋时期出现的阴阳五行说的形式，灌注了唯心主义的神秘的内容，把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四时、五行说，蜕变为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不仅迎合各诸侯的政治需要，而且在秦皇朝统一后受到特别的推重。白寿彝先生指出，秦始皇为了证明自己是符合水德，乃尚黑，不惜使整个朝堂上黑压压一片。
五德终始说在历史观念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影响。司马迁对五德终始说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还是受到了历史循环论思想的影响。他在讲到夏、殷、周三代主忠、主敬、主文的三统说时写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346]尽管他批评“秦政不改”，称道汉代“承敝易变”，意在提倡历史中的“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变”是有很大的局限的，是“终而复始”的“变”。当然，这在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念体系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谐音。五德终始说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的说法，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东汉的谶纬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班固撰《汉书》，反复申言“刘氏承尧之祚”“唐据火德，而汉绍之”“汉绍尧运，以建帝业”[347]，则显然是接受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其后，随着正闰论、正统论的兴起，它们也都可以溯源至五德终始说。
应当看到，在中国史学上，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是中国史学之观念形态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变”的观念上，它同循环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在“变”的性质和“变”的方向上，则不同于历史循环论，而是认为社会历史在变化中前进，在变化中发展。《易·系辞上》：“日新之谓盛德。”《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较早的朴素进化观点。韩非子提出上古、中古、近古之说，提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之说[348]，是很明显的朴素进化思想。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则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再者，《春秋》公羊“三世说”的形成，把历史视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演进过程，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朴素讲化观点，且与近代的进化论有比较密切的历史联系。
唐代以下的史家，在发展朴素进化观方面，有越来越突出的成就。这主要反映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是关于人心风俗。史家吴兢记贞观初年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治国方略，魏徵力主施行教化，指出：“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人反对魏徵的主张，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运用历史知识来反驳他们，指出：黄帝、颛顼、商汤、武王、成王在教化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封德彝等人无以为对，但仍不同意推行教化政策。唯有唐太宗坚定地采纳魏微意见，并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349]。王夫之说：“魏徵之折封德彝曰：‘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伟哉其为通论已。”[350]第二，是关于“中华”与“夷狄”。史学家杜佑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351]；“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352]。杜佑从地理环境上分析了“中华”进步的原因和“夷狄”未能进步的原因，表明他在民族问题上的进步思想和朴素进化观。第三，是关于“封建”。柳宗元著《封建论》，从“生人之初”，阐述到“天下会于一”，描绘出了一幅社会历史不断进化的图景。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朴素的历史进化观。
